一个军官走了过来，于是这番引人入胜的谈话就中止了。那个军官命令他们上路。他们捡起了他们的枪，拖着脚步走上了公路。不久我们也坐车走了。
第二天午后不久，我们到达延安，在长城以南约四百华里 ，陕北唯一可以通车的道路到这里便是终点。延安是一个历史名城，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从北方来的游牧部落曾经通过这里入侵中原，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大军也曾经通过这里南征西安府。
延安是个理想的要塞，它位于一个深谷中间，四周都是岩石嶙峋的高山，坚固的城墙一直延伸到山巅。现在，城墙上新建了许多工事，像蜂窝一样，工事里一挺挺机枪都对着不远地方的红军。公路以及与公路直接毗连的地方，那时仍然在东北军手里，可是直到最近，延安是完全被切断联系的。蒋介石总司令对红军进行了封锁，红军利用封锁来对敌人进行反封锁，据说有数以百计的人活活地饿死。
就是用飞机来对付周围的红军也证明是不起作用的。红军把机关枪架在山顶——因为他们没有高射炮——结果很有效，以致南京的飞行员来给城里空投供应时，不得不飞得极高。事实上，大多数的供应品都落在红军手里，他们就在延安城外开了一个市场，将食物卖回给城里被困的居民。连张学良自己的外国驾驶员，因怕机关枪的高射，也有点胆怯起来，有一个美国人竟因此而辞职。后来我在西安府看见少帅的漂亮的波音式私人座机满身都是弹孔，我对那飞行员深表同情。
红军对延安 的长期包围，是在我到达那里以前几个星期才解除的，但是从居民的面有菜色，从店铺里的货架空空如也或者店门紧闭，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围城的迹象。食品极少，价格高昂。可以买到的那一点东西，都是因为同红军游击队达成暂时的休战而得到的。当时曾达成协议，东北军不在这条战线上向苏区发动攻势。作为交换条件，苏区的农民开始出售粮食和蔬菜给那些饥饿的“剿共”军队。
我有到前线访问的证件。我的计划是第二天一早离开延安，到“白军”前线去。那里的军队限于防守阵地，没有前进的意图。到了前线后，我打算岔入一条据说是商贩偷运货物出入苏区的山道。
我如愿以偿，安然通过最后一个岗哨，进入无人地带——这个经历，我要是如实地叙述出来，就可能给那些帮助我前去的国民党方面的人造成严重困难。现在我只消说，我的经历再次证明在中国任何事情都可能办到，只要照中国的方式去办。因为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的时候，我确实已经把最后一挺国民党的机关枪抛在后边，走过那个把“红”“白”两区分开的狭长地带了。
跟着我的，只有一个骡夫，他是我在延安雇来的。他答应把我简单的行李——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运到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我不知道他本人是赤匪还是白匪，不过他的样子的确像个土匪。几年以来，这一带反复被那两种颜色的军队交替控制，所以他很可能不是做过赤匪就是做过白匪——也许两者都做过。我决定最好是不要问莽撞的问题，只是乖乖地跟着他走，希望一切顺利。
我们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走了四个小时，一路没有见着一个人影。那里根本没有路，只有小溪的溪床，两边岩壁高耸，溪水就在中间湍急地流过，在岩壁上面就是险峻的黄土山。要结果掉一个过分好奇的洋鬼子，这是个好去处。使我惴惴不安的一个因素，是那个骡夫对我的牛皮鞋子多次表示羡慕。
“到啦!”他突然转过头来大声说。这里，岩壁终于消失，一个狭小的山谷展现在我们面前，山谷里一片绿油油的麦苗。“我们到啦!”
我放下了心，朝着他的前面望去，看见一座小山的山边有一个黄土村落，缕缕青烟从村里那些高大的泥烟囱里袅袅上升，那些烟囱像长长的手指一样竖立在峭壁的面前。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那里。
一个年轻的农民，头上包着一条白毛巾，腰间插着一支左轮手枪，从村里走出来，惊愕地望着我，问我是谁，到那里去干什么？
“我是个美国记者，”我说，“我要见这里的贫民会主席。”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我，回答说：“hai pa!”
我过去听到中国人说“hai pa”就只有一个意思：“我害怕!”我心里想，如果他感到害怕，那我该感到怎么样呢？但是，他神色泰然自若，看来他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他回过头问那骡夫我是什么人。
那骡夫把我说过的话重说了一遍，还添枝加叶地说了些他自己的话。我放心地看到那位青年农民的脸色和缓下来了。这时我发现他确实是个长得很英俊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发亮，牙齿整齐洁白。他好像同中国其他地方的胆怯的农民不属于一个族类。他那一双炯炯有神的快乐的眼睛含着一种挑战的神情，他还有一定的吓人气派。他的手慢慢地从枪柄上移开，脸上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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