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白匪追逐
“打倒吃我们肉的地主！”
“打倒喝我们血的军阀!”
“打倒把中国出卖给日本的汉奸!”
“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
“中国革命万岁!”
“中国红军万岁!”
我就是在这些用醒目的黑字写的、多少有些令人不安的标语下面度过我在红区的第一夜的。
但是，这不是在安塞，也不是在任何红军战士的保护之下。因为，不出我的所料，我们当天并没有到达安塞，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才走到一个坐落在河湾上的小村庄，四周都是阴森森地俯瞰着的山峦。有好几排石板屋顶的房子从溪口升起，标语就写在这些房子的土坯墙上。五六十个农民和目不转睛的儿童，涌出来迎接我们这个只有一匹驴子的旅队。
我的那位贫民会的年轻向导，决定把我安顿在这里。他说，他的一头母牛最近下了仔，附近有狼，他得回去照应。安塞离这里还有十英里路，要摸黑赶到那里是不容易的。于是他把我交托给当地贫民会分会主席照料。我的向导和骡夫都拒绝接受任何报酬，不管是白区的钱，还是红区的钱。
分会主席是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脸色黝黑开朗，身上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褂子和白裤，露出一双牛革似的赤脚。他很客气地招待我。他请我到村公所的一间屋子里去睡，派人送来热水和一碗小米粥。但是我谢绝住在这间有臭味的黑屋子里，请他让我使用两扇拆卸下来的门板。我把这两扇门板搁在两条板凳上，摊开毯子，就睡在露天里。这是一个美丽的夜晚，晴朗的夜空闪耀着北方的繁星，在我下面的一个小瀑布流水淙淙，使人感到和平与宁静。因为长途跋涉的疲乏，我倒头就睡着了。
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已破晓。分会主席站在我的身边，摇摇我的肩膀。我当然吃了一惊，连忙翻身坐起，完全醒了过来。
“什么事？”我问。
“你最好早一点动身，这里附近有土匪，你得赶紧到安塞去。”
土匪？我的话已到嘴边上，正要回答我正是来找这些所谓土匪的，这时我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说的土匪，不是指红军，而是指“白匪”。我不用他再劝说就翻身而起。我不想闹出在苏维埃中国给白匪掳去这样的笑话。
这里需要向读者作一些解释。白匪，用国民党的名词来说就是民团，正如赤匪用苏维埃的名词来说就是游击队一样。国民党为了镇压农民起义，纷纷组织民团。现在国民党在中国，日本人在“满洲国”都普遍实行保甲制度这个控制农民的古老办法，民团就是作为保甲制度的一个有机部分进行活动的。
保甲的字面含义就是“保长甲长”。这个制度规定每十户农民必须有个甲长，保证他们循规蹈矩，使当地县长满意。这是一种连保制度，一个保甲里的任何一个人如果犯了罪，整个保甲的人都要负责任。当初蒙古人和满洲人就是用这个办法统治中国的。
用这方法来防止农民组织反叛，几乎是无往而不胜。因为保甲长几乎总是富农、地主、开当铺或放债的，他们是最最积极的，自然不愿“担保”任何具有叛逆倾向的佃户或债户。无人担保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一个无人担保的人，可以用任何借口，当作“嫌疑分子”投入牢狱。
实际上这就是说，整个农民阶级的命运是操在乡绅阶级的手中，后者随时可以用拒绝担保的方法来毁掉一个人。保甲制度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征收捐税维持民团。民团是由地主和乡绅挑选、组织和指挥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主义，帮助收租交谷，包讨欠债本息，帮助县长勒索苛捐杂税。
所以，每当红军占领一个地方，它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敌人就是民团。因为除了出钱供养他们的地主外，民团没有什么基础，红军一到，他们当然就失去了这个基础。中国的真正阶级战争，从民团和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上，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这个斗争往往就是地主和他们以前的佃农债户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民团的人数有几十万，是中国两百万左右名义上反共的军队的最重要的辅助部队。
如今红军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条战线上虽已停战，民团对于红军游击队的袭击还是继续不断。在西安、洛川和延安等处，我听说有许多逃到这些城市里的地主，出钱供养或亲自领导白匪在苏维埃边区活动。他们常常利用红军主力不在的机会，侵入红区，烧村劫寨，杀戮农民，把农民领袖带到白区去，作为“共产党”俘虏向地主和白军军官邀功领赏。
民团从事冒险活动，主要是为了进行报复和很快的到手钱财，他们在红白战争中以最富于破坏性著称。无论如何，我个人是不愿在自己的身上试验白匪的“外交政策”的。我的行李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如果只需干掉一个孤零零的洋鬼子就可以把我的一点点现钱、衣服和照相机据为己有的话，这些东西还是有足够引诱力，使他们不会放过的。
匆匆地吞下了几口热茶和麦饼以后，我跟分会主席所派的另外一个向导兼骡夫一同出发。我们沿着一条河床走了一个钟头，有时经过一些窑洞组成的小村落，便有毛茸茸的狗恶狠狠地朝我吠叫，站岗的儿童走出来查问我们的路条。接着我们走到了一个巨石围绕、自然形成的可爱的水潭旁边，在这里我遇见了第一个红军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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