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演出之间，观众中不时有人叫喊，要请别人即兴唱歌。在大家的要求下，五六个陕西本地姑娘——工厂女工——唱了本省的一个古老民歌，由一个陕西农民用土制琵琶伴奏。另一个“点名”演出是一个学员吹口琴，又有一个学员唱一首南方人爱唱的歌。接着，使我感到完全手足无措的是，有人要求外国新闻记者独唱!
他们不肯放过我。天晓得，我除了狐步舞、圆舞曲、《波希米》和《圣母玛丽亚》以外，什么也不会，而这些乐曲对这批斗志昂扬的观众来说是很不合适的。我甚至已记不起《马赛曲》是怎么唱的了。他们仍继续要求。我在极度尴尬的情况下终于唱了《荡秋千的人》。他们很有礼貌。没有叫我再来一个。
看到幕布升起演下一个节目，我这才感到心头一块大石落地。这个节目是一个有革命主题的社会剧——一个管账的同他的房东太太谈恋爱。接着又是舞蹈，舞蹈之后是一个关于西南方面新闻的活报剧和儿童们合唱《国际歌》。从灯光集中的一个圆柱上拉出绳子来挂着万国旗，周围伏着许多舞蹈演员。她们慢慢地跟着歌词抬起身来，挺立着，最后在歌声结束时高举着紧握的拳头。
演出结束了，但是我的好奇心仍旧未减。因此第二天我去访问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
危女士于一九〇七年生于河南，参加红军已有十年。她原来参加“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的宣传队，一九二七年冯玉祥与南京的政变妥协以后，她就同许多年轻学生一起离开那里，在汉口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九年共产党派她去欧洲，在法国学习了一个时期以后又到莫斯科去，一年后回国，闯过国民党对红色中国的封锁，开始在瑞金工作。
她把红军剧社的历史向我作了一些介绍。演剧团体最初是在一九三一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危女士说，在那里，在瑞金的著名的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各地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
危女士在南方时任副社长，到了西北以后负责全部戏剧工作。她在江西参加长征，是几十个经历长征而仍活下来的妇女之一。在南方的军队到西北之前，陕西苏区就已有了剧社，但在江西的演员到达以后，戏剧艺术显然有了新的生命。危女士告诉我，现在一共约有三十个这样的巡回剧社，甘肃也有一些。我以后旅行时还会碰到。
危女士继续说：“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我们从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都已成了导演了。”
我遇到好几个少年先锋队员，他们还只有十几岁，可是已经过长征，现在负责组织和训练各个村子里的儿童剧社。
“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危女士自豪地告诉我，“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表演。但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如果知道了是决不答应的，因为国民党士兵一旦看了我们演出后就不愿再打红军了!”
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红军的剧本和歌曲都是自己写作的。有些是多才多艺的干部给他们写的，但是大多数是宣传部门的作家和艺术家写的。有些短剧是成仿吾写的，他是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三年前参加红军，另外一些是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丁玲最近写的，她现在也参加了红军。
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例如，在最近红军东征山西时，成百上千的农民听说随军来了红军剧社，都成群结队来看他们演出，自愿接受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的戏剧进行的宣传。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