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和捐税
西北大灾荒曾经持续约有三年，遍及四大省份，我在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了蒙古边缘上的绥远省的几个旱灾区。在那些年月里究竟有多少人饿死，我不知道确切数字，大概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了，这件事现在已经被人忘怀。一般都同意三百万这个保守的半官方数字，但是我并不怀疑其他高达六百万的估计数字。
这场灾难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人注意到，甚至在中国沿海城市也是如此，但是有少数几个中国国际赈灾委员会的勇气可嘉的人，为了抢救一些灾民，冒着生命的危险到这些伤寒流行的灾区去。他们中间有许多中国人，也有一些外国人如德怀特·爱德华兹、O．J．托德和一个杰出的老医生罗伯特·英格兰姆。我有几天同他们一起，走过许多死亡的城市，跨过一度肥沃、如今变成了荒芜不毛之地的乡野，所到之处无不感到触目惊心。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想我是到东方来寻找“东方的魅力”的。我以为自己是个冒险家，那次绥远之行就是那样开始的。但是在这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蓦然看到了人们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我在绥远度过的那一段噩梦般的时间里，看到了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在我眼前活活饿死。
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褶，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像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
儿童们甚至更加可怜，他们的小骷髅弯曲变形，关节突出，骨瘦如柴，鼓鼓的肚皮由于塞满了树皮锯末像生了肿瘤一样。女人们躺在角落里等死，屁股上没有肉，瘦骨嶙峋，乳房干瘪下垂，像空麻袋一样。但是，女人和姑娘毕竟不多，大多数不是死了就是给卖了。
我并不想要危言耸听。这些现象都是我亲眼看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的。在灾荒中，千百万的人就这样死了，今天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中国这样死去。我在沙拉子街上看到过新尸，在农村里，我看到过万人冢里一层层埋着几十个这种灾荒和时疫的受害者。但是这毕竟还不是最叫人吃惊的。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许多这种城市里，仍有许多有钱人，囤积大米小麦的商人、地主老财，他们有武装警卫保护着他们在大发其财。叫人吃惊的事情是，在城市里，做官的和歌妓舞女跳舞打麻将，那里有的是粮食谷物，而且好几个月一直都有，在北京、天津等地，有千千万万吨的麦子小米，那是赈灾委员会收集的（大部分来自国外的捐献），可是却不能运去救济灾民。为什么？因为在西北，有些军阀要扣留他们的全部铁路车皮，一节也不准东驶，而在东部，其他国民党将领也不肯让车皮西去——哪怕去救济灾民——因为怕被对方扣留。
在灾情最甚的时候，赈灾委员会决定（用美国经费）修一条大渠灌溉一些缺水的土地。官员们欣然合作——立刻开始以几分钱一亩的低价收购了灌溉区的所有土地。一群贪心的兀鹰飞降这个黑暗的国家，以欠租或几个铜板大批收购饥饿农民手中的土地，然后等待有雨情后出租给佃户。
然而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作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我这样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他们的消极无为使我深为迷惑不解。我有一段时间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
我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上述这种背景下，我们得悉共产党人在西北特别受人民欢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因为那里的情况对于农民群众来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都没有根本的改善。
这方面的事实已经得到你万万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士的生动的证实，我在这里指的是斯坦普尔博士 所提出的精彩报告，他是国际联盟派赴南京政府担任顾问的著名卫生专家。他的材料是这方面最精彩的材料。斯坦普尔博士最近在陕西和甘肃省的国民党统辖区进行了考察，他的报告所根据的材料除了是向他提供的官方材料以外也有他本人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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