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组织和它们各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红军来领导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引用详尽的统计数字或令人厌烦的图表来说明这些机构的组织联系，但是总的可以说它们都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尽管每个组织似乎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做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苏维埃这种紧张频繁的活动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是他们为了要增加产量、利用大片荒地而采取的方法。我弄到了土地委员会发给各个分支机构，指导他们组织农民从事耕种和在这方面进行宣传的许多命令，范围之广和内容之实际，使人相当惊讶。例如，我在土地委员会一个办事处看到的一项命令，对于春耕工作发出了具体的指示，土地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对于如何在耕种季节完成四项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四项要求根据去年冬天苏维埃的决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扩大红军耕地；增加作物产量；扩大作物品种，特别重视新品种的瓜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这项命令 为了扩大劳动力，特别是争取妇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尤其是在那些由于参加红军而男性人口减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这个绝妙的指示说明红军利用现有材料极有效果：
要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春播春耕，各人按其能力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担任主要的或辅助的工作。例如，应动员大脚妇女和年轻妇女组织生产训练队，从事从清地到农业生产主要任务等工作。小脚妇女、儿童、老人应动员起来帮助除草、积肥等其他辅助劳动。
但是农民的反应怎样？中国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共产党听到这话就大笑。他们说，中国农民如果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民团——地主和税吏，他们没有不喜欢组织或社会活动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苏区很少有红军的驻防部队，因为所有战斗力量都在前线。地方的保卫工作是由村革命保卫队、农卫队、游击队分担的。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拥护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红军很少像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应付敌人进攻。另一方面，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红军便有了后卫和基地，可以放手进行极其机动的作战，而这正是它的特点。
但是要真正了解农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必须记住它的经济基础。我已经谈到过西北农民在旧政权下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现在，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在新区中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税，使农民们有透口气的机会；在老区里，只保留一种单一的累进土地税和一种单一的小额营业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其次，他们把土地分给缺地农民，大片大片地开“荒”——多数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们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这是怎样进行的？后来，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踏步的后退，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颁布）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
什么人算地主？根据共产党的（大大简化了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根据这个定义，高利贷者和土豪 与地主属于同类，因此受到同样对待。据斯坦普尔博士说，高利贷的利率在西北原来高达百分之六十，在困难时期还要高得多。虽然在甘肃、陕西、宁夏的许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个雇工或者佃户，如果没有资金，几乎不可能积钱为自己家庭买足够的田的。我在红区遇到过许多农民，他们以前是从来不可能拥有土地的，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二三元银洋一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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