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这当然等于是说所有“外国”进口货必须付以“外汇”。但是由于进口制成品（够少的了）的价值大大地超过苏区出口货的价值（主要是原料，而且是作为走私货削价出售的），便总存在着支付极其不平衡的趋向。换句话说，破产。这如何克服？
这没有完全克服。就我所能发现的来看，这个问题主要是靠白发苍苍、神态庄严的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林伯渠）的才智来解决的。林祖涵的任务是使红军入够敷出，收支两抵。这位令人感到兴趣的老财神一度担任过国民党的司库，他的经历令人惊叹，我这里只能简单一述。
林祖涵是湖南一个教员的儿子，生于一八八二年，自幼学习经史，在常德府入师范，后留学东京。他在日本时遇见被清廷放逐的孙逸仙，就参加了他的秘密组织同盟会。孙逸仙把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合并组成国民党后，林祖涵就成了创始党员。他后来遇见陈独秀，受到后者很大影响，就在一九二二年参加了共产党。但是他仍在孙逸仙手下工作，孙逸仙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林祖涵先后担任国民党司库和总务部长。孙逸仙逝世时他在身边。
国民革命开始时，林祖涵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年资高过蒋介石的几个元老之一。他在广州担任农民部长，北伐时任程潜将军指挥的第六军政委，程潜后来任南京的参谋总长。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开始镇压共产党时，林祖涵反对他，逃到了香港，然后去了苏俄，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了四年。他回国后乘“地下火车”，安全抵达江西，任财政人民委员。林祖涵现在丧偶，自从一九二七年后没有见过已经长大的子女。他在四十五岁那年放弃了他的名誉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命运同年轻的共产党人结合在一起。
一天早上，这位五十五岁的长征老战士来到了我在外交部的房间，满面春风，身上穿着一套褪色的制服，红星帽的帽檐软垂，慈蔼的眼睛上戴着一副眼镜，一只腿架已经断了，是用一根绳子系在耳朵上的。这就是财政人民委员!他在炕边坐下，我们就开始谈论税收来源。我了解，政府简直是不收税的；工业收入肯定微不足道；那么我就想知道，钱是从哪里来的？
林祖涵开始解释：“我们说我们对群众不收税，这话不错。但是我们对剥削阶级是狠狠地收税的，没收他们的剩余现款和物资。因此我们所有的税都是直接税。这与国民党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到头来由工人和贫农负担大部分税款。我们这里只对百分之十人口征税，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贷者。我们对少数大商人也征收很少的一部分税，但对小商人不征税。以后我们可能对农民征小额的累进税，但在目前，群众的税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个收入来源是人民的自愿捐献。在战争还在进行的地方，革命爱国热情很高，人民认识到他们有可能丧失苏区，因此他们志愿大量捐献粮食、金钱、布匹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自己的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贷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当然，我们最大的收入是没收。”
“你说没收，”我打断他的话说，“指的是一般所说的抢劫吧？”
林祖涵笑了几声：“国民党叫抢劫。好吧，如果说对剥削群众的人征税是抢劫，国民党对群众征税也是抢劫。但是红军不做白军抢劫那样的事。没收只有在负责人士在财政人民委员部指导下进行。每一项都要上报政府，只用于对社会有普遍好处的事。私自抢劫要受到严惩的。你去问一问人民吧，红军战士有没有不付钱而拿走任何东西的。”
你这话不错，但这个问题的答案自然取决于你是向地主还是向农民提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不断地打仗，”林祖涵继续说，“我们在这里很容易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我们的预算订得很仔细，尽力节约。因为苏维埃人员每个人都既是爱国者又是革命家，我们不要工资，我们只靠一点点粮食生活，我们预算之小可能令你吃惊。这整个地区 ，我们目前的开支每月只有三十二万元。不论从货币还是货物的价值计算都是这样。此数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来自没收，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自愿捐献，包括党在白区支持者中间募得的款项。其余的收入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银行给政府的贷款。”
共产党自称发明了一种能防止舞弊的预算方法和收支方法。我读了林祖涵所著《预算制订大纲》的一部分，该书详尽地介绍了这个方法和它的一切防范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体控制收支。从最高机构一直到村，各级会计在收支方面要受一个委员会的监督，因此，为个人利益篡改账目是极为困难的。林委员对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说，采用这个方法，任何舞弊都是办不到的。这话可能确实不假。反正，在红区中真正的问题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舞弊问题，而是如何勉力维持的问题。尽管林祖涵很乐观，访问后我记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不论林祖涵的数字的确切含义如何，这完全是中国式的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记得，游击队在这一带进进退退已经打了五年，经济居然能够维持下来，没有发生饥荒，整个来说，农民似乎接受了苏区货币，相信它。事实上，这不是仅仅能用财政的角度来解释的，只有在社会和政治基础上才能理解。
尽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对一个像红军那样靠小本经营来维持的组织，情况也极为严重。在苏区经济中，不久一定会发生以下三种变化之一：（一）为了供应市场所需的制成品，实行某种形式的机器工业化；（二）同外界某个现代化经济基地建立良好关系，或者攻占比目前的经济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个经济基地（例如西安或兰州）；或者（三）红区同现在在白军控制下的这样一个基地实际合并。
但是共产党并不同意我的悲观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够找到的。”几个月后果然找到了!这个“出路”以一种“实际合并”的形式出现。
附带说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经济方面似乎并没有很“得发”。他作为财政人民委员的“补贴”是五元钱一月——红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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