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红色农民谈话
我到保安以西的甘肃边境和前线去的时候，一路上借宿农民的茅屋，睡在他们的土炕上（在弄不到门板那样的奢侈品的时候），吃他们的饭，同他们谈话。他们都是穷人，心地善良，殷勤好客。他们有些人听说我是个“外国客人”便拒绝收我的钱。我记得一个农村小脚老太太，自己有五六个孩子吃饭，却坚持要把她养的五六只鸡杀一只招待我。
“咱们可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告诉外面的人说咱们红军不懂规矩。”我听到她同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知道她这么说并不是有意无礼。她除了“洋鬼子”以外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称呼来叫我。
我当时是同胡金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胡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一切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一天夜里在陕北接近甘肃边境的一个叫周家的村子里，胡和我在一个住了五六户农民的院子里找到了住处。有十五个小孩不断地在跑来跑去，其中六个孩子的父亲是一个年约四十五岁的农民，他很客气地慨然同意接待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间干净的屋子，炕上铺了一张新毡子，给我们的牲口喂玉米和干草。他卖了一只鸡和几个鸡蛋给我们，那只鸡只收两角钱，但是那间屋子，他坚决不收钱。他到过延安，以前看到过外国人，但其他的男女老幼都没有见过外国人，他们现在都怯生生地来偷偷看一眼。一个小孩子看到这副奇怪的容貌吓得哇地大哭起来。
晚饭后，有一些农民到我们屋里来，给我烟叶，开始聊天。他们要想知道我们美国种什么庄稼，我们有没有玉米、小米、牛马，我们用不用羊粪作肥料。（一个农民问我们美国有没有鸡，我的房东对此嗤之以鼻。他说：“哪儿有人就有鸡!”）我们美国有没有富人和穷人？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我的关于为什么有共产党却没有红军的答复，恐怕使他们很费解。
我回答了他们好多问题以后，也问了他们一些问题。他们对红军怎么看？他们马上开始抱怨骑兵的马吃得过多的习惯。情况似乎是，红军大学最近在迁移骑兵学校的校址时，曾在这个村子里暂憩几天，结果使该村的玉米和干草储备大为减少。
“他们买东西不付钱吗？”胡金魁问。
“付的，付的，他们付钱，问题不在这里。我们存底不多，你知道，只有这几担玉米、小米、干草。我们只够自己吃的，也许还有一些剩余，但是我们还要过冬呢。明年一月合作社肯卖粮食给我们吗？我们不知道。苏区的钱能买什么？连鸦片都不能买!”
这话是个衣服破烂的老头说的，他仍留着辫子，不高兴地低垂双眼，看着自己的皱鼻和两英尺长的竹子旱烟筒。他说话的时候，年轻的人都笑。胡金魁承认他们不能买到鸦片，但是他们不论要什么其他东西都可以到合作社里去买。
“能买到吗？”我们的房东问，“我们可以买到这样的碗吗，嗳？”他拣起我从西安带来的一只廉价的红色赛璐珞碗（我想大概是日本货）。胡承认合作社没有红色的碗，但是说，他们有不少粮食、布匹、煤油、蜡烛、针、火柴、盐——他们还要什么？
“我听说每人只能买六尺布，有没有这回事？”一个农民问道。
胡不清楚。他认为布有的是。他于是求助于抗日的论点。“我们的生活同你们一样苦，”他说，“红军是在为你们，为农民工人打仗，保护你们抵抗日本和国民党。就算你们不是总能买到你要的那么多的布，买不到鸦片吧，但是你们也不用付税，这是不是事实？你们不欠地主的债，不会失掉房屋土地，是不是？那么，大哥，你是不是喜欢白军，不喜欢我们？请你回答这个问题。白军收了你的庄稼付给你什么，嗳？”
一听到这话，一切抱怨似乎都烟消云散了，意见是一致的。“当然不，老胡，当然不!”我们的房东点头道，“如果让我们选择，我们当然要红军。我的一个儿子就在红军里，是我自己把他送去的。谁能说不是？”
我问他们为什么宁可要红军。
那个对合作社没有鸦片卖表示不满的老头儿在回答时说了一席热烈的话。
“白军来了怎么样？”他问道，“他们要多少多少粮食，从来不说一句付钱的话。如果我们不给，就把我们当共产党逮起来。如果我们给他们，就没有钱缴税。反正不论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力量缴税。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就拿我们的牲口去卖。去年，红军不在这里，白军回来了，他们拿走了我的两头骡子，四头猪。骡子每头值三十元钱，猪长足了值两元钱，他们给了我什么？
“啊哟，啊哟!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元的税和地租，我的牲口折价四十元，他们还要我四十元。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没有别的东西给他们偷了。他们要我卖闺女，这是真的!我们有的人只好这样!没有牲口没有闺女的只好到保安去坐牢，许多人给冻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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