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课
一天下午无事，我就去找红军政治部的刘晓，他的办公室在预旺堡城墙上的一个碉堡里。
我见到的指挥员和党的领导人已经不少了，但是士兵群众却不够。到现在已经很明显地可以看出，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通过共产党派在部队每一单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产党的领导。当然，托洛茨基先生可能会争论，他们究竟是好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坏马克思主义者，但我在这里却不想作这样微妙的区分。重要的是，按他们自己的方式，他们是社会主义的自觉战士，他们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相信自己是一个世界性运动的一部分。
我对刘晓说：“我已见了不少指挥员，但士兵却见得不够。普通战士究竟怎么样？这些反帝和阶级斗争的玩意儿，他们到底相信几分？我要去参加他们的政治课，希望你同我一起去。他们的方言太多，我一个人去不能全听懂。”
刘晓是我在红军中遇到的思想最一本正经，工作最刻苦努力的青年之一。他是个极其认真的二十五岁 的青年，面容清秀、聪明，态度极其温和谦恭、彬彬有礼。我感觉到他内心中对自己同红军的关系极为自豪。他对共产主义有一种宗教式狂热的纯粹感情。我相信，他如果接到命令是会毫不犹豫地开枪打死不管多少的“反革命分子”和“叛徒”的。
我没有权利闯到他那里去打扰他的工作，但是我知道他接到命令要尽一切可能协助我。他有好几次充当我的翻译，因此我就充分利用这个条件。我也认为，他厌恶外国人，后来他向我谈了他的简短自传以后，我就不怪他了。他在自己的国土上曾两次遭到外国警察的逮捕和囚禁!
刘晓以前是湖南辰州府一所美国教会学校东景书院的学生。他在一九二六年和大革命以前本来是个虔诚的原教旨派基督教徒，热心基督教青年会工作。一天他领导一次学生罢课，被学校开除，家庭与他断绝关系。他对在中国的“教会的帝国主义基础”有了认识以后，就去了上海，积极参加那里的学生运动，加入了共产党，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一九二九年获释后，又找到了同志们，在共产党地下省委领导下工作，又被英国警察逮捕，关在有名的华德路监狱，受电刑拷打，要他招供，后来移交给中国当局，又关监牢，到一九三一年才重获自由。当时他才二十岁。不久之后，他就由共产党的“地下交通”送到福建苏区，从此就一直在红军里。
刘晓同意陪我一起到一个列宁室去参观上政治课。这是一军团二师二团的一个连在开会，有六十二人参加。这是该连的“先进小组”，另外还有一个“第二小组”。红军中的政治教育是通过三个大组进行的，每个大组分为上述两个小组。每一小组选出自己的士兵委员会，同上级军官商量办事，派代表参加苏维埃。这三个大组中，一个是由连长以上军官组成；一个是由班长和士兵组成；一个是后勤部队——炊事员、马夫、骡夫、通讯员和少先队。
屋子里装饰着绿色的松柏树枝，大门上钉着一颗纸制的大红星。里面是必备的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另一面墙上是淞沪战争英雄蔡廷锴将军和蒋光鼐将军的照片。有一张俄国红军在红场集合庆祝十月革命的巨幅照片——那是从上海一家杂志上剪下来的。最后，还有一幅冯玉祥将军的巨幅石版印刷像，下面的口号是“还我河山”!这是中国一句古话，现在由于抗日运动而复活了。
战士们坐在他们自己带来的砖块上（常常可以看到士兵们上学去时，一手拿着笔记本，一手带着一块砖头），带领他们的是连长和政治委员，两人都是党员。据我了解，题目是“抗日运动的发展”。一个身材颀长、面容瘦削的青年在讲课，他似乎是在总结五年来的中日“不宣之战”，提高嗓门在喊叫。他谈到日本侵略满洲，他自己在那里的经历，他当时是张学良少帅的军队中的一个士兵。他谴责南京下令“不抵抗”。然后他介绍了日本对上海、热河、河北、察哈尔和绥远的侵略。他说每次侵略中“国民狗党”都不战而退。他们“把我国四分之一的领土奉送给了日本强盗”。
“为什么？”他问道，非常激动，声音有点哽咽，“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打仗救中国？是因为他们不愿打吗？不是!东北军战士几乎天天要求我们的军官率领我们上前线，打回老家去。每个中国人都不愿当亡国奴!但是中国的军队因为我们的卖国政府而不能打仗。”
“但是如果我们红军领导他们，人民就会打仗……”他最后总结了抗日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西北的发展。
另一个人站了起来，立正地站着，双手贴着身子的两边。刘晓悄悄地告诉我，他是班长——一个上士——参加过长征。“不要打日本的只是卖国贼。只是有钱人，军阀，税吏，地主，银行家，他们开展‘与日本合作’运动，提出‘联合反共’的口号。他们只是一小撮，他们不是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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