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天际
要“解释”中国的革命，要探勘它的社会政治经验的丰富矿藏，不是本书的任务，需要写一部完全不同的著作。但是即使在这剩下的几页篇幅，仍可能为在这部渠道纵横的历史急流中的航行者，提供一幅总航图。
有一个很有造就的社会科学家名叫列宁。他曾写道：“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总是比最优秀的政党、最先进阶级的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象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优秀的先锋队也只能表达几万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而革命却是在人的一切才能特别高度和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时候，由千百万被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激励的人的意识、意志、热情和想象来实现的。” 这段话用于中国是很恰当的。列宁所承认的，在某种意义上简单地来说，就是共产党的预言难免有错，共产党人往往很容易把他自己的感情上的主观愿望同现实混为一谈，患有把“几万人”的“意识”看成是“千百万人”的“想象”的错觉。这固然不一定是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弱点的证据，却是辩证法论者的弱点的证据。这说明了为什么共产国际的喉舌《国际通讯》或《新群众》有时在分析一定的历史可能性时会像《泰晤士报》或《意大利人民报》一样是错误的。
中国的历史在哪些方面证明了是比共产党理论家在十年左右以前预见到的“更富有内容，更多种多样，更生动活泼，‘更巧妙’”呢？具体地来说，为什么红军尽管作了英勇卓绝的斗争，仍没有能够在中国赢得政权？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再回顾一下，而且要明确地记住，共产党的中国革命概念及其主要目标。
关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普遍有一种看法始终没有消除，那就是它是反资本主义的，因为它认为并不需要有一个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经济阶段，而是要马上宣布实行社会主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共产党人的每次声明都清楚地表明，他们承认目前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斗争的焦点不是革命的性质，而是领导的性质。共产党人承认，革命的领导的责任是尽快实现两项主要历史任务：一是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独立（那就是把中国从半殖民地的地位解放出来）；二是推翻地主豪绅权力，实现民主（那就是把群众从“半封建”中解放出来）。共产党人认为，只有实现了这两项任务以后，才有可能转入社会主义。
但怎么能够实现这种胜利呢？共产党人有一段时间里希望同资产阶级一起来争取这种胜利。但一九二七年发生反革命，国民党（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放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采取革命的方法时，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在推翻帝制后并没有立即具有肯定的形式，而是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时才具有肯定的形式。
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精确范畴的人来说，这些话听来可能有些吃力。当然，如果读者对此有研究兴趣，这整个理论有一大套书（初学者可以看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说明一下这个论点。上面的意思换其他的话来说，共产党人的革命观念是这样的：中国不可避免地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时期，但这只有同时在城市里消灭外国殖民势力，在农村里解放农民，把土地给他们，摧毁大庄园和地主在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权力才能达到。
共产党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阶级不是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殖民地资产阶级”。这是一个“买办资产阶级”，是它主要服务对象外国金融和垄断资本的寄生物。它无力领导革命，只有通过完成反帝运动，消灭外国统治，它才能求得本身的自由。只有工人和农民能够领导这样一场革命一直到最后胜利。共产党要做到使工人和农民不会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给他们通过革命而解放出来的新资本家，像法国、德国、意大利所发生的那样，事实上除了俄国以外，到处都是这样。相反，工人和农民要在一种“新经济政策”时期，一个短短的“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然后在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保持政权，在这以后才最后迅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在苏联的帮助下。所有这一切都很清楚地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书中有所说明。
毛泽东在一九三四年重复说 ：“驱逐帝国主义，打垮国民党的目的是要统一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使得有可能把这一革命转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更高阶段。这就是苏维埃的任务。”
但是，考虑到他们一定也充分认识到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有什么理由会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九二七年认为他们能够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完成这个大跳跃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榜样。那次大跳跃把俄国人民从封建帝制一下子带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据说，这是在两个条件下做到的，而这两个条件在中国也可能实现。托洛茨基说得极为简明扼要：“属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历史范畴的两种因素相互结合和相互渗透，那就是资产阶级发展初期才有的一种运动——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发展衰亡的标志——无产阶级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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