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风波普通百姓甚至中低级官员都无从知晓，宋廷不可能公开发封诏书宣称他们要与辽人议和，当然更不可能告诉臣民们，他们的皇帝反对议和。但陈元凤在汴京也有不少朋友，有些人甚至就在两府当差，而且在许多人来看，他还是范枢使亲信、赏识的人，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刻意巴结他的人也不少，这些流言总能传到他的耳朵里，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
尽管，所有的关于“和议”的流言加在一起，在汴京数不清的流言中，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对于绝大部分的汴京市民甚至是一般的官员来说，他们在听到这些流言后，都会不屑一顾。对于朝中大臣那微妙心思的揣测，也是一件玄之又玄的事。
但有时候，真相与人心，便隐藏其中。
而陈元凤的确是一个擅长此道的人。
七月五日的晚上，当千里之外的深州，城墙已破，拱圣军血战一日之后，仅存的将士们随便坐卧在城墙上、地上，拌着冷水啃着干粮的时候；当三百里外的大名府，石越正给王厚、何畏之设宴接风洗尘的时候；在汴京的驿馆，陈元凤摒退左右，点起蜡烛，正在苦心构思着自己的奏折。
与预想的不同，来汴京三日，他只见过太皇太后一面，而且只是简短的几句问话，此后，他便全是与御前会议、两府打交道。显然，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让高太后、皇帝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当然也有一点进展，连续两日，他拜会韩维、范纯仁，极力劝二人说服高太后，将更多的殿前司禁军调往河北，他向二人不断的保证大名府防线绝对安全，所以京师也绝对安全，不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守卫。同时，也是他建言，可以将新增的殿前司军队交由田烈武统辖。有些事情，他看得很透彻，在太皇太后眼里，田烈武是个如周勃一样忠义可信之人，即使他出自石越门下，但果真石越有任何不轨之事，天下最先站出来举兵反对的，必然是田烈武！
这一点上，高太后绝对是有识人之明的。
如田烈武、桑充国这些人，无论与石越私交再好，甚至也赞同他的政见主张，钦佩仰慕他的为人与能力，但是，如这些人，也是真正的君子。石越若蒙冤受屈，这些人能为救石越而不惜家破人亡；但若石越有任何对赵家的不忠之意，这些人也会是最坚定果断的反对者，他们会亲手将石越送进鬼门关，而不会有半分的犹豫。
高太后此时倒未必真的在猜忌石越，但是，身居她这样的位置，做任何决定，自然都会小心谨慎，她不见得是针对石越，任何人担任三路宣抚大使，都等同于将天下的兵权送到他的手上，若有可能，她都会做一些防范。就算是司马光在世，出任此职，也是一样的。
陈元凤对此洞若观火。
他能做到宣抚判官，不也正是因为这种心理么？范纯仁难道还不够信任石越么？但那又如何？信任是一回事，防范亦是必不可少。
因此，陈元凤游说韩维、范纯仁的主题便是：使兵权分于行营，而非聚于宣台！
御前会议应将绝大部分禁军，直接划入诸都总管府，宣台只能直辖最基本的预备部队，这并不会影响宣抚使司的权威，因为若有必要，诸参谋官、参议官、甚至勾当公事，都可以直接派往诸军，接掌指挥权——但却能有效的防范宣抚使兵权过重，直接指挥权与间接指挥权，在有些事情上，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看起来，高太后最终采纳了陈元凤的建议。
一天前，枢府来人告诉他，御前会议已经决定增派铁林军、宣武一军至田烈武麾下。枢府已经在准备舟船，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会由水路直接运往河间府。
这算是一个好的开始，但还远远不够。
陈元凤意识到，要让高太后、皇帝真正留下深刻的印象，“和议”这个议题，如今正是最好的切入点。
他沉吟许久，亲自磨了墨，提起笔来，沾墨写了几个字，却又不是太满意，抓起来，揉成一团，丢进纸篓，又铺了一张纸，写道：“臣伏闻宰臣韩维等……”
次日。
赵煦上午除了照例“列席”召见御前会议及两府、诸部寺监、以及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外，会有半个时辰左右，由宰执大臣讲叙本朝的“圣政宝训”——这些都是大宋自太祖皇帝以降，历代祖宗的事迹，是大宋朝自太宗以后，每一个皇帝都必须学习的治国课程。这些“圣政宝训”，其实并不全是历史事实，而是经过历代讲课的大臣们所精心选择，甚至是改编的，但这些赵煦自然是不会知道的。这是大宋朝“祖宗之法”的一部分，每位皇帝都必须遵守“祖宗之法”，但是，所谓的“祖宗之法”却是由儒臣们精心选择、编撰的，他们掌握着“祖宗之法”的最终解释权——这才是这个国家政治运转的最本质的东西。
在学习完“圣政宝训”之后，赵煦有一小会儿时间休息，然后，为了让他开始渐渐熟悉政务，从六月份开始，高太后开始让他读一些大臣的奏章，其中有些，例如与当前的战争无关的，涉及到各路州的一些政务，他可以直接批示，既使他处置失当，高太后也不会驳回，而是照样颁行下去，等到事情的恶果出现之后，高太后才会将反匮送到他面前，让他自己明白他的每一个处分，都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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