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二日。阜城。
仁多保忠一大早起来，便率领仁多观国与一干将校，前去东光接应粮草。早在七月七日深州陷落之前，神射军便已经面临了意想不到的压力，据他的哨探报告，在乐寿失守之后，耶律信可能曾经在那里出现过，几个探子都在那里见着了数以千计的黑衣军。此后，他又接到阳信侯田烈武送来的信件，称职方馆在辽军的细作送了一份情报到河间府，据信耶律信有可能想要攻打永静军。
耶律信的目标十分明确，永静军处在永济渠的北段，东光县是宋朝整个河北地区粮食转运的重要码头，那里有无数的粮草，各种军资，还有船只。若能顺利夺取永静军，辽军不仅可以缓解补给的压力，而且可以封锁永济渠，让宋军在河北地区丧失主要的水路交通通道，从而增大河北宋军补给的难度——直到冬天河水封冻之前，永济渠对于宋军在粮草军资转运上的意义，都是无法估量的。永静军虽有教阅厢军驻守，还有一只小规模的内河水军协防，但倘若辽军果真大举压境，只怕也难以坚守。
如果不是姚兕意外的出现在深州，吸引了韩宝与萧岚的全部兵力，让耶律信无暇他顾，而不久后仁多保忠又抢占了有利的位置，辽军只怕早已对永静军用兵了。
现在深州的麻烦已经解决，据职方馆的情报，至少在入冬之前，辽军恐已无意继续南下，那么，仁多保忠也不难想见，如今对耶律信来说，最重要无非便那么几件事：继续给大宋施加各种压力，守株待兔等待宋军北上，寻找重创宋军的机会。而要完成这些目标，辽军需要足够的粮草。倘若完全依赖国内的补给，对于辽国的国力，会是不小的损耗。所以，接下来进攻永静军，亦算是顺理成章之事。
仁多保忠相信在他已经占据先机的情况下，耶律信会采取两面夹击的策略，攻下深州的韩宝、萧岚在稍加休整之后，可能会转移到武强一带，一面佯攻冀州，牵制唐康、李浩部，而主力则与耶律信的某支军队，分别从武强、乐寿强行渡河，对他形成夹击之势。
对他有利的是，辽军没什么船只，只能临时征集、掠夺，所以最终可能还是要靠浮桥，为了保证万无一失，耶律信必然会利用宋军没有足够兵力防守苦河、黄河全部河段的弱点，派遣小队人马先行偷渡，以策万全。除此以外，他必定会到处设置疑兵，令宋军摸不透他的意向；甚至干脆让韩宝、萧岚先突破较易渡过的苦河，牵制他与唐康、李浩的兵力，然后他再从容渡河，攻击他的后背。
在这样的局势下，要防御辽军的进攻，仁多保忠就必须与唐康、李浩精诚合作。而让他暗暗叫苦的是，偏偏他们不久之前，还在互相攻讦。休说唐康、李浩，便是神射军内部，如今也是隐隐分成两派，一部分将校站在他仁多保忠一边，还有不少将校则站在郭元度一边。尽管这段时间仁多保忠费尽心思，石越与宣台三令五申，至少他已经赢得了所有军法官的公开支持，这使得郭元度与他的部下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倒也无人敢违抗他的将令。但仁多保忠心里也很清楚，打仗的时候，他还是要靠这些将领的。一支靠军法官弹压的军队，是打不了胜仗的。
因此，当他得知王厚抵达大名府后，便马上上书石越，请求王厚立即前来冀州。
只要有王厚在冀州坐镇，无论是骁胜军还是神射军，便没有人敢轻举妄动。这两只殿前司禁军中，有半数以上的将领，不是王厚的旧部，便是他老子王韶的旧部。许多人对“小阎王”怕得要死。
但石越与王厚却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回信说，已派了何畏之前来他的军中。石越给他下了份密令：若然郭元度敢不用命，他可以缚之送往大名，以何畏之代领其军。而对唐康、李浩，只是王厚以中军行营都总管的名义，给唐康、李浩下了将令，令二人须听仁多保忠节制，否则军法从事。
如此处分之后，石越与王厚便认为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面，可以高枕无忧了。但仁多保忠却不能不心怀惴惴：何畏之尚未至他军中，王厚的一纸军令，能否让唐康这种桀骜不驯之徒俯首听命，他也全无把握。
仁多保忠自己并不是什么胸怀宽广，不计旧怨之人。只不过他更擅于审时度势，明白屈己应时的道理。他心里面是对唐康十分不满的，也认为石越袒护唐康，因此未必没有不平。但是，他也并不想弄僵与唐康的关系。对他来说，他在大宋朝，有两个立身之本，其一是他在绍圣初立下的勤王保驾之功，这让已经故世的太皇太后与刚刚亲政的小皇帝，都对他信任有加，恩宠不绝，特别是如今小皇帝已经亲政，七年前所立功勋的政治回报，如今才刚刚开始；而另一件，就是处理好与石越的关系。仁多保忠十分清楚在大宋朝，仅有皇帝的宠信，却在文官之中没有强力的支援，任何人都是不可能谈得上如鱼得水的，而在绍圣一朝的文臣当中，惟一能对他不持偏见，不始终抱持防范心态的，暂时还只有石越。因此，些些不满，他也不能过于计较。与石越保持良好关系，才符合他的最大利益。既然如此，他就有必要修复与唐康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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