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圣军这九天之内，伤亡总计超过两千余人，折损战马一千余匹，但是却成功击退了韩宝，深州战报辽军死伤两万余人，自然是不足为信，但是斩首五百级、俘虏三百余人，却是不易造假的数字。因此，石越相信韩宝的伤亡应当在四五千左右。
如此大捷，足以让石越不再去追究姚兕不听调遣之事。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石越以文臣领军，素来重视给将领相当的自主权——这是他自在陕西领兵以来便坚持的原则。战争之法，便是以胜败论英雄，姚兕若然失败，自然其罪难逃，但若得胜，既往不咎也是理所当然之事。于是，宣抚使司建牙第一事，便是准了拱圣军的议功之请，石越特别以宣抚使司的名义，上报宋廷，重赏深州之战的有功将领，尤其以李浑、姚古、刘延庆、田宗铠、荆离数人，论功最大。
李浑自不待言，姚兕不仅推他首功，而且还流露出欲将他留在拱圣军之意。而姚古亦是深州之战的大功臣，若非是他果断决定将霹雳投弹改装成火药桶，九日之时，工匠们还在将晒干未久的火药重新填装呢……至于刘、田、荆三人，皆以作战勇敢而得赏，其中犹以刘延庆最为英勇无畏，战事最急时，曾坠城而战，战后论功，西城不失，刘延庆为首功。
因此，除了遍赏有功将士外，此五人，李浑由御武校尉晋两级为宣节校尉，姚古加勋一转，刘、田、荆三人各晋一级，分别为宣节副尉、仁勇副尉。
除此之外，在六月十日前后，其余各地传至北京的，也都是好消息。
东线，虽然辽军攻破了沧州两处城砦，但六月初，虎翼三军就有数十艘三百料的战船，已经奇迹般的进入浮水、减水河、御河之间，协助防守——原来枢密院命令下达之时，虎翼三军的几十艘战船，恰巧正在沧州以东的海面进行一次演习，虎翼三军接到命令后，除了千料级以上大战船不敢冒险进河道外，所有的小船，立即转向，西入沧州。而且天时也在宋朝一边，黄河与北方各大河流皆进入汛期，在发觉沧州出现宋朝水军之后，深入沧州的辽军也开始撤退。
自古以来，诸如所谓“黄河之险”之类的北方河流，便是仅靠水军守不住的，除去自然条件所限，如冬季河面结冰，春夏又常有大汛，水军无法常年维持外，北方这些河流许多地方的河面太窄，亦是重要原因。倘若船行河中，而岸边弓弩可以直接射至船中，那所谓的“水军”，便毫无优势可言。更糟糕的是，这些战船将无法依靠风帆，否则风帆将成为敌军火箭最好的攻击对象，而若大量依靠人力驱动，却又会减少船只作战水军的人数，从而进一步削弱战船的威力。
因此，虎翼三军西入沧州，原本并不能形成对辽军的绝对优势，但却会对深入的辽军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当宋朝水军出现在沧州之后，孤军深入的辽军，就不能不害怕他们与北面主力之间的联系被全部切断，不知道各处战局的变化，完全丧失补给的可能，士兵们的心态发生微妙的变化……如此风险，是任何一位将领都不敢冒的。
东线辽军的重点，转而成为攻打清州乾宁镇——夺下此镇，方能确保辽军在沧州与霸州之间的联系不被宋朝水军切断。如此一来，沧州的压力聚然减轻，更南面的京东路，自然就更加安全了——至少是暂时如此。
而西线镇、定的形势也出人意料的好。如今段子介俘虏萧继忠之事，已经是确实无疑的事。他又在定州附近招兵买马，仅仅一个多月，所募之兵，已经超过一万，号称“定州兵”。并和诸州忠义社合作，与萧阿鲁带几次交锋，虽然互有胜败，但他声势既盛，反而牵制了萧阿鲁带不能轻易南下。
而除此之外，殿前司诸军的骁胜军、神射军，西军中的环州义勇，逐次抵达大名府，北京军容渐盛，更让石越感觉安心，进而对战局变得乐观。
原本，自到了大名府后，石越便发觉许多情况，并不如公文报告中说的那么乐观。尤其是难民的人数——仅仅在大名府，便聚集了不下十万的难民。北京都总管府的解释是，这是六月以来陆续增加的逃难百姓。这十万难民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听指挥，尽管有官吏宣导，试图让他们离开大名府，但是他们却并不愿意轻易离开。大名府屯集的重兵，还有坚固的城墙，给了他们安全感；而在唐康与陈元凤的主持下，赈济之事也做得有条不紊，虽然仍有不少逃难百姓饿肚子，粥厂并不保证每个人都能喝上粥，甚至每天总有人饿死，但既便如此，这些逃难百姓也不相信还有更好的去处，在他们心里，已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好官”并不是到处都有的，能够碰上，便是运气，就算是饥一顿饱一顿，他们也愿意忍受，而不肯再冒险去一个未知的地方。
而事实上，他们所想的也未必没有道理。
即使是在宋廷事先准备的安置难民的地方，也绝不可能保证没有人饿死，不可能保证不受人欺侮，甚至不可能保证人人都有地方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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