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恍然大悟，许久才叹道：“卿真忠臣也。朕便与卿立此约。”
“陛下圣明。”
赵顼点点头，喝了几口酒，见石越只是端坐，不由取笑道：“如何石子明也变得拘谨了？今日并无御史纠仪，你不必如此小心。”
石越不好意思的笑着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道：“臣这些日子，倒是心事太重了。”
“亦不必如此。满朝大臣中，惟有卿不懂享乐。”
“范仲淹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臣以此句时时自勉。辽、夏之患不除，陛下之志便不得逞，臣得陛下知遇之恩，岂敢言‘享乐’二字？冠军侯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臣较之古人，已是惭愧。”
赵顼默然良久，叹道：“闻夏主年不过十五，未知贤愚。而辽主真英杰也，昨日军报，闻他超擢一小校于营中，授三千精骑，突入上京，斩敌三百，耀武而去。辽主亦已亲率大军北上。”
“陛下可知小校何名？辽主以何人留守？”
“以萧惟信守南京，萧素留守中京。小校之名，却不得而知。”
“此悍将也，不可不知其名。当责令司马梦求打探真切。”石越实在大吃一惊，从中京至上京有数百里，孤军深入而能全身而退，必是行动迅疾如风而胆色过人方能办到。
“辽主行事用人，皆可称英主。盟约之事，文彦博上策道，可遣使致辽主：昔有盟约，无须再订，以免示天下以隙。若要再定，则两国之君当亲约于宋辽边境，辽主必不能来，此议自罢；或者，竟许其盟约，然互市须增加为战马五万匹，民马十万匹。”
“辽国正在内战，绝无可能互市十五万匹马，更何况还有战马。这亦是拒绝盟约之意。以臣之见，此时不必自绝于耶律濬，他日若要寻一借口背盟，亦不是难事。臣以为与其如此咄咄逼人，不如一口答应辽主，双方可重缔盟约，约为兄弟之国，然而两国必须开放边境，许可官民全面通商，并约定关税。如此大宋之商品，可以直达辽国内地，而辽国所产之马、牛、羊等物，亦必然源源不断运来大宋。如此若耶律濬拒绝，则是辽国无诚意，而非我大宋无诚意；若其同意，则运来大宋之马匹，自也不会短少。异日他不断绝此商约，则辽国情弊，必然全落入我大宋掌握之中，其民衣我大宋之衣，用我大宋之物，以其之马，装备我大宋之精兵，长此以往，辽国必为我大宋之附庸；若其断此商约，内则得罪于本国百姓，外则失信于天下。大宋从中获利之民众，亦必然支持朝廷用兵惩罚，如此天下形势，尽利于我，岂不胜于断然拒绝？”
赵顼从未听说这种用通商的方法来影响一国的策略，不由将信将疑，道：“此计甚奇。然我大宋之情弊，却难免尽为契丹所知。”
“陛下所虑甚是，然敢问陛下，是大宋的商人多，还是辽国的商人多？再者当年耶律德光曾经攻破开封，真宗时辽军亦曾至澶州，河北道路，于辽国有何秘密可言？倒是燕云沦陷已久，辽国道路，我大宋惟一二使者曾至，反不知其虚实。若如此说来，臣以为还是我大宋得利多，辽人得利少。天下事，兴一利，必有一弊，惟其利害相权，孰轻孰重而已。”
赵顼听石越说起当年耶律德光之事，又提及澶州之盟，不由苦笑，自嘲道：“大河以北，辽国的确是轻车熟路。”
“陛下，宋辽之间实无秘密可言。苏轼的诗词在岳州写就，汴京与中京几乎同时传唱，辽国在大宋，焉能无细作？倒是大宋细作潜入辽国不易。故通商之利，于大宋而言远胜于弊。辽主眼下正在两难间。耶律洪基在位多年，百姓困苦，而耶律濬方一即位，便逢国中大乱。他既要安抚百姓，又要大举用兵，国内用兵，如何去就粮于敌？若与大宋通商，结好盟约，他眼下之利，一则无后顾之忧，二则可使百姓稍得纡缓，减少民怨。他若能料及长远，自知此事于辽国，实是一个巨大的陷阱，总有一日，要逼得他自毁盟约。但若以眼前来看，还是他得利多些。臣竟不信他有这等眼光。”石越知道辽国与宋朝全面通商，除非宋朝大量购买他们的牛马羊以及药材之类，而且严格辽人控制贵族购买奢侈品，否则辽宋之间的贸易逆差，必然越来越大，辽国主动毁约，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以当时的条件，辽国既便想转变成依附型经济，宋朝也未必有足够的对外购买欲望来配合，所以贸易逆差的结果，只能是辽国财政的恶化。除非出现理想状况：辽人养绵羊、学会剪羊毛，而大宋的纺织业则以羊毛为主；同时大宋百姓生活水平上涨，大量购买辽国的牲畜，以满足对肉食的需要等等……但要使这种情况实现，除非石越同时身配宋辽两国相印。
但在赵顼而言，虽然这一两年来对于海外贸易表示了一个支持的态度，也享受了相当的好处。但是总的来说，一种思维惯性之下，他对于贸易能给国家带来的利益，也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因此也谈不上什么热情可言。特别是以往与辽、夏、大理的互市，对于大宋来说，与其说是为了赚取利润，倒不如说是为了安抚四夷，换取边境的安宁。象石越这种极富侵略性的主动通商策略，若非是迫于军事、政治上的压力，兼之对于辽国的马匹还有一点兴趣，赵顼几乎不会认为有值得他思考的价值。但此时他却不得不循着石越的思维考虑下去，以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他沉吟许久，因问道：“卿谓长远来看于辽国是一个陷阱，朕未解其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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