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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宋廷已经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更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朔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亦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指责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河朔禁军对西军本来便不服气，而许多西军将领把持着河朔禁军之要职，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让河朔禁军更觉得朝廷偏向西军。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河朔禁军自然将此视为西军的打击报复，文彦博在河朔禁军中威信极高，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何不满，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到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西军身上。而纪律严明的西军对河朔禁军的歧视，却也因此同样更加根深蒂固。
其实，承受压力的并不只是河朔禁军，也不只是西军，而是全部的大宋禁军。只不过，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于是双方都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
对军方的指责异口同声，巨大的负面影响，惟有时间方能消除。而对于唐康、田烈武案，清议却呈现出两极分化。同样是对渭南兵变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人们对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将唐、田等人视为英雄与忠臣义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惩于军队不守纪律而酿成大祸，视之为与兵变之雄武二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跋扈将军”。
在朝堂上，两府台谏学士院的大臣们，也同样意见分歧。皇帝虽想以“公论”的名义来赦免唐、田等人，他却没有想到，渭南兵变让一些台谏官员大受刺激，这些人想到的，这时候全是“纪律”二字，他们迭章上书，支持马默的判决，并且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从太祖皇帝贬王审琦，到石越诛种杼、姚凤……这些官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言论无所顾忌，反倒显得声势惊人。石越虽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开脱，但他自知身份尴尬，不得不回避此案。不仅是石越，连文彦博也因为唐康的关系，被迫自请回避。
这时候让许多人意外的是，在如此局势下，吕惠卿竟然公开上表，为唐康、田烈武等人辩护。当石越与文彦博都被迫回避时，吕惠卿态度鲜明，政事堂内部对于此事的意见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议舆论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新党、旧党、石党三大势力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协，总算帮石越稳住了阵脚，没有在清议的压力下，使唐康等人变成牺牲品。
但这件案子，却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时间转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大辽贺生辰使萧佑丹再次来到汴京，已是相隔十余年，但州桥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驿，十余年来，似乎并无丝毫变化，拥有数百间华美房舍的都亭驿，在住进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后，依然没有半点拥挤嘈杂的感觉。都亭驿对面，还是那间梁家珠子铺，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开设，竟似个百年老字号一般，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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