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历史，大抵如此。
这是一个帝国制度不断成熟、完善的过程。它表现为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秦创郡县制，汉因之；隋创科举制，唐因之；宋创文官制（文臣将兵制），明因之；明创阁臣制，清因之。然而越是集权，就越是糟糕。帝国历史的后半段，完全不能和前半段相比。宋丧权辱国，元天怒人怨，明萎靡不振，清死气沉沉。所谓“康雍乾盛世”，不过是帝国制度彻底毁灭前的回光返照，论气度，论胸襟，论精神，均不能与“汉唐气象”相提并论。因此这又是一个由强到弱、由盛到衰的过程。以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为标志，是“积强”。强到不能再强，崩溃。以澶渊之盟和辛丑条约为标志，是“积弱”。弱到不能再弱，瓦解（请参看本书第五章）。前面四个王朝（秦、汉、隋、唐），是自己把自己打死；后面四个王朝（宋、元、明、清），是自己把自己闷死。总之，帝国制度越是完善，越是成熟，越是精细齐备，就越是走向死亡。
实际上帝国早就该死了。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它就事实上不再有创造力和生命力。后来那些“发明创造”，都不过雕虫小技。之所以还出现了一个“大唐盛世”，只因为汉唐之间有一个三百六十九年的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是帝国史上一次极大的反常。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都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东汉帝国的大厦在宫廷政变和军阀混战中轰然倒塌，然后是一系列的王朝更替和外族入侵，刀光剑影，天翻地覆，城头变幻大王旗。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乱华”。少数民族枭雄相继问鼎中原，不断建立起五花八门历时极短、带有部落制和奴隶制色彩的新政权。中原地区汉胡杂处，比例倒挂。少数民族逐渐汉化，汉民族同时也在不断“胡化”。在南方，庄园坞堡林立，豪雄拥兵自强，失去土地和中央政权保护的自耕农，纷纷投靠豪门，成为国家编户齐民以外的“部曲”和“荫户”，地主经济退化为领主经济。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动荡不安。朝代迭次更替，政局极不稳定，唯一的统一王朝西晋，竟然重新实行“封建制”。晋武帝司马炎在公元277年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而且有职有权，可以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封国多达二十一个。前有三国鼎立，后有六朝更迭，整个魏晋南北朝，变成了春秋战国的汉胡杂糅版。
然而，这个中国历史上国家最分裂、局势最混乱、社会最痛苦的时代，却又是思想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唯我独尊的儒学摇摇欲坠，异端邪说反倒风靡一时。六经注我取代了寻章摘句，标新立异压倒了因循守旧，离经叛道成为学界时尚。在统治阶级无法进行强有力钳制和束缚的情况下，“家弃章句，人重异术”（沈约《宋书·傅隆传》），论辩成风，“是非蜂起”（刘伶《酒德颂》）。以玄学怀疑论为哲学前导，印度佛教文化为助燃剂，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席卷全国，魏晋南北朝成了春秋战国之后又一个思想文化的丰收期。
这就为后来的大唐盛世奠定了基础。事实上唐帝国的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以“儒道释并存”的“三教合流”替代了“独尊儒术”，以“胡汉一体”的“对外开放”取代了“故步自封”。只要看看盛唐三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就知道。他们一则诗仙（道），一则诗圣（儒），一则诗佛（释），缺一而不成其为盛唐。可见只有开放的胸襟，才有辉煌的文化。
然而，等到宋明理学来重振儒学时，帝国就不可救药了。本书无意评价宋明理学，也不认为它们就一无是处。事实上，问题并不在儒学是好是坏是对是错，而在于再好的思想一旦独尊，都必然僵化。国家的统一不等于思想的一统。统一而不一统，则兴，盛唐是证明。统一而又一统，则亡，东汉是证明。如果冥顽不化地一定要坚持一统，那就最终只能以自杀的方式来激活生命力和创造力，魏晋南北朝是证明。
与思想禁锢相同步的是皇权的加强，始作俑者则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国家元首是皇帝，政府首脑是宰相。皇帝所在曰宫，宰相所在曰府。皇宫相府，各司其职。皇帝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有如董事长；宰相负责行政、军事、监察的具体事务，有如总经理。这原本是帝国时代最好的制度，却被汉武帝破坏。汉武帝为了加强皇权，在皇宫之内另立“内朝”，以大将军统之，宰相（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在的相府则变成了“外朝”，等于一个国家有两个政府。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以后只要皇帝强势，就会破坏制度，侵夺相权。明的“内阁”，清的“军机”，不过是汉武帝“内朝”的翻版。然而汉武帝另设“内朝”，还只是一个公司任命了两个总经理。明清两代的做法，却是皇帝一个人既当董事长，又当总经理。帝国大厦独木难支，它能不江河日下吗？
实际上自盛唐以后，帝国制度就风光不再。之所以还能绵延不尽，除了我们民族一时半会还找不到更好的制度外，少数民族的不断输血也是一个原因。五代输一次，元输一次，清又输一次。每输一次血，民族精神就被激活一回。不敢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被称作“胡人”、“番邦”的少数民族，帝国的前途会是怎样？我想也只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像玛雅帝国那样彻底毁灭，另一种就是在死气沉沉中慢慢烂掉。不过，后一种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也是糜烂。大清帝国的最后一百年，仍是不可避免地陷入内外交困。他们自己就是“胡人”，不能指望再有“胡人”来帮助。更何况，这一回来打咱们的，是英吉利人、法兰西人、德意志人、俄罗斯人和日本人。他们虽然比“夷狄”还要“夷狄”，却已经不再是“蛮族”，而是“列强”。这回，轮到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跑到西边去打猎（两宫西狩）了，和当年唐玄宗的仓皇出逃一模一样。
王朝气数，何以如此？
看来，我们还必须对帝国制度做进一步的分析，看看帝国是怎样一天天烂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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