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制度也许不能说是周人发明的，却至少是他们完善和成形的，时间则是在公元前11世纪。这是古埃及第二十一王朝时期，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前后不远，则有亚述国王提格拉·帕拉萨一世和犹太国大卫王。这时，世界各民族都在探索国家的道路。周人的贡献，就是确立了“家天下制”，并为之配套。用什么配套呢？封建制与宗法制。
先说“宗法制”。
所谓“宗法制”，包括两个内容，即“父家长制”和“嫡长子制”。按照周人的制度，每个家庭都有一个核心（广义的君主），这就是“父家长”；也有一个法定的继承人，这就是“嫡长子”（正妻所生第一个儿子）。由此代代相传，就是“血统”。血统属于家庭，家庭构成家族。家族在理论上，也应该有一个最早的、共同的“父家长”，他就是“祖”。祖也有一个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就是“宗”。宗，有大宗，有小宗。嫡传是大宗，旁支是小宗。大宗有祭祀权，小宗没有。由此代代相传，就是“宗统”。宗统属于家族，家族构成氏族，氏族构成部族，部族构成民族。这样一来，民族在理论上也应该共有一个“父家长”，他就是“天子”。天子是“天”的嫡长子，他也有一个唯一的法定继承人，这就是“嗣王”。天子也有家族系统，因此也有祖有宗。创业为祖，继祖为宗。所以，后来帝国时代的开国皇帝都叫“祖”，继位的皇帝则基本上叫“宗”（明成祖朱棣，清世祖顺治和圣祖康熙等算是例外）。由此代代相传，就是“君统”。君统、宗统、血统三位一体，因此“天下为家”。
宗法制运用于周代的国家联盟，就是“封建制”。具体做法是：先假定周王是天的嫡长子，天下的土地都是天赐给他的，然后由他像分家一样分给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兄弟子侄。这些人就是诸侯。这样，天子就是“祖”，诸侯就是“宗”。或者说，天子是大宗，诸侯是小宗。诸侯也有分封权，也要把“国”中的土地，分给理论上和事实上的兄弟子侄。这就是大夫。这样，诸侯就是各国的“祖”，大夫就是“宗”。或者说，诸侯是大宗，大夫是小宗。大夫也要把“家”中的土地再分下去。这就是士。这样，大夫就是大宗，士是小宗。士当然也可以把土地再分给庶人，但士永远是小宗，不可能成为大宗。
这样一来，君统、宗统和血统，就三统合一了。家庭和家族的组织模式被政治化，变成了国家的统治模式。国家统治模式则被家庭化，变成了一种温情脉脉的东西。氏族制度神不知鬼不觉地变成了国家制度。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被摧毁，反倒得到了加强。所有人都成了天子的子侄，正规的名词叫“子民”（像子侄一样的臣民）。这套说法虽然现在看来未免离谱，但在当时，却因为颇有人情味和极富欺骗性而为统治阶级所激赏。就连帝国时代的官员，也被一再叮嘱教导要“爱民如子”，尽管在实际上，民众不过是像小草一样可以任意践踏的东西（草民），或是像蝼蚁一样可以随意处决的东西（蚁民）。
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主张法治。因为对自己“家里人”，是用不着什么法不法的。即便要讲法，那也只能是“祖宗家法”。相反，德治则管用得多。西周时代的“德”很简单，无非慈、孝、友、悌。慈，就不容父废嫡；孝，就不容子僭父；友，就不容兄残弟；悌，就不容弟篡兄。帝国时代的“德”也不复杂，无非三纲五常、四维六纪之类，说到底只有忠、孝两个字，甚至只有一个孝字。因为在家为“孝子”，在国必为“忠臣”，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帝国甚至在制度上也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比如国家遭遇外敌入侵），皇帝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做“夺情”。事实上，天下臣民如果都能尽忠尽孝，最高当局确实是可以很放心也很省心的。所以，尽管帝国废除了封建制，却继承了宗法制。当然，全盘接受的，还有“伦理治国”的原则。
不过这样一来，也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泛伦理。所谓“泛伦理”，就是把一切关系都看作伦理关系，把一切问题都转化为道德问题。比如明明是权力之争或路线之争，也要说成是道德之争，并把自己的政敌描绘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和卑鄙无耻的小人。这丝毫也不奇怪。把原本用于“齐家”的伦理用来“治国”，这本身就是“泛”；而伦理道德一旦取代法制行政，成为治国的最高原则和唯一原则，它又岂能不泛滥成灾？事实上，伦理道德变成统治工具以后，它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斗争的武器。在这些宫廷和官场的斗争中，敌对的双方往往都是饱读诗书的人，自然不难从中找到合适的词句来口诛笔伐。先圣们的经典是那样的要言不烦（也可以理解为语焉不详和含糊其词），解释权又掌握在政治家或者政客们的手里，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的对手说成是“小人”甚至“国贼”。这样一类的斗争，几乎贯穿帝国历史的始终，给帝国造成极大的内耗，这大概是始作俑者没有料到的吧？
那么，帝国为什么还要坚持伦理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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