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身份既然“公私不分”，帝国的土地也就一定“产权不清”。不但在事实上不清（既是“君有”又是“民有”），而且在名分上也不清（既是“国有”又是“王有”）。其实，从来就不会有人当真认为“王土”是“天子私产”。作为“天道”的代理人，皇帝只不过是管理这些“公产”的“总代表”。因为是“总代表”，因此可以“换届”，即“改朝换代”。只不过，第一，换届不仅是换人，同时也是换姓，换家族；第二，换届的方式不是民主改选，而是武装夺权（如明清），或阴谋篡权（如魏晋）；第三，换届也不召开公民大会或代表大会，而是以“天道”的名义来进行。但不管怎么说，可以换届，就说明天下并非天子私有，否则就不能叫“改朝换代”，得叫“谋财害命”了。
天下既然并非天子私有，则帝国就应该用“公开招标”（竞选）的方式，来为这一笔“公产”寻找最好的“代理人”。可惜并没有人这样做。相反，为了确保一家一族独占天下，历代帝王尤其是开国君主，不知费了多少心思，用了多少手段，想了多少办法，杀了多少好人！帝国制度所谓“公有性质”（公天下）的欺骗性，岂非昭然若揭？
然而那些主张“天下为公”的儒生们，竟然还为这种明显的假公济私张目！他们的逻辑是：王有即国有，国有即公有，公有即大同。大同胜于小康，公有胜于私有。这又是极具欺骗性的。王有并不等于国有，已如前述；国有并不等于公有，也不难证明。当今世界上许多独裁政权，不就是私库通国库吗？他们的那些所谓“总统”，不就是视国库为私囊吗？有名义上的公有，有实际上的公有。一种制度，并不因为它自我标榜为国有，就一定当真是公有的。相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专制政权，一种集权制度，越是拼命标榜“天下为公”，就越是自私自利到了极点。
帝国就是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到了极点的制度和政权。它的目标和行为，首先是满足帝王一己之私欲，然后是满足官僚集团的种种需求。当然，他们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他们在口头上，还得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实际上，则是“君为贵，官次之，社稷再次之，民为轻”，或者“君为贵，社稷次之，官再次之，民为轻”。在帝王那里，是“君为贵，社稷次之”；在官员那里，则是“君为贵，官次之”；反正与他们标榜的刚好相反。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认为这是一种私有制度，因为它并不承认私权。20世纪之前，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宣布过“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没有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这样的法律。在帝国的所谓“法制”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皇帝。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的，又首先是皇帝的尊严，以及他的权力和地位，而不是他的财产。其他，包括庶民，也包括官员，包括他们的财产，也包括他们的人权，则都是可以任意侵犯的。明代甚至连朝廷大臣都可以“廷杖”，况乎小民，又况乎其私产！
其实，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公有制和公有观念，也没有真正的、彻底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而且，我们还可以肯定地说：从来没有。有学者认为，大同时代（氏族社会）实行的是公有制（天下为公），小康时代（邦国时代）实行的是私有制（天下为家），这其实可以商量。首先，《礼记·礼运》所谓“天下为公”和“天下为家”，说的是产权还是治权，也有不同理解。樊树志先生就认为，这两句话的关键在于“公权力”而非“所有制”。大同之世的特点，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最高领导权“传贤不传子”，这就是“天下为公”。启废禅让以后，传子不传贤，最高权力家族世袭，于是“公天下”一变而为“家天下”，大同之世被小康取代，这就是所谓“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参见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樊先生所论甚为在理，因为政权的交替方式，最能看出这“天下”是公是私。权力倘若不能真正成为“天下之公器”（公权力），所谓“公天下”就十分可疑。但我以为，治权来自产权，无产权即无治权。小康之世之所以“大人世及”（世袭），就因为时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因此，范文澜先生将“天下为家”解释为“变公有为私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一卷），也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所谓“原始社会公有制”，却要分析。在氏族和部落内部，资源和财富也许是公有的；部落与部落之间，界限却划得很清。不但以邻为壑，还要发动战争，把别人的财产据为己有，哪有什么“天下为公”？所以原始社会的所有制，只能叫做“部落所有制”或“氏族所有制”，简称“族有制”。邦国时代的所有制，则只能叫做“家族所有制”或“家庭所有制”，简称“家有制”。至于帝国时代，则是两种制度并存，一方面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所有制”（国有制），另一方面是男耕女织小农经济的“家庭所有制”（家有制）。这也很对——既是“国有”，又是“家有”，合起来岂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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