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独立人格，也就没有自由意志。所谓“自由意志”，并非无法无天，为所欲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正如“自我意识”并非“以自我为中心”。把自我意识理解为唯我独尊（如皇帝），把自由意志理解为随心所欲（如侠客），甚至胡作非为（如恶霸），恰恰证明我们不知自由意志为何物，也不知道自我意识为何物。
什么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其实是一种心理能力，一种能够按照自己的真实愿望自由地进行选择，并对这种选择和选择的结果负责的能力。显然，这里包括三个关键词：真实愿望、自由选择、承担责任，三者缺一不可，而承担责任最重要。不能承担责任，或者没有责任意识，就不能叫“自由”，只能叫“放任”。这个人的行为，也不能叫“自由选择”，只能叫任性、随便、瞎胡闹或者恶作剧。
这就必须知道自己要什么（真实愿望）、不要什么（自由选择）、能干什么（承担责任）。也就是说，你必须了解自己。因此，自由意志只能以自我意识为前提。什么是“自我意识”？它不仅是知道自己是谁（通过思维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更是能把自己看作别人（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比方说，照镜子。照镜子，就是把自己放到对面，当作别人来看。人能够照镜子而动物不能，就因为人有自我意识而动物没有。自我意识甚至不用照镜子，也能把自我当作对象来看待。正因为如此，人才能够自我认识、自我完善、自我欣赏。但一个人要有自我意识，首先就要有一个“自我”，即独立人格。产权不清、公私不分的传统中国人既然没有独立人格，那他也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
没有自我意识，就只有依附意识，以及依附意识的对立面——造反意识。造反不一定就是颠覆政权反抗政府。只要是反抗过去的被依附者（比如父母和丈夫），就可以称之为“造反”。事实上每当子女或妻妾不听话，不顺从，甚至反唇相讥时，做父母或丈夫的都会暴跳如雷地说“反了反了”，可见“造反”其实是一件很容易发生的事情。而且，中国历史上所有的造反行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一定要将双方的地位颠倒过来，使统治者变成被统治者，专政者变成被专政者。极端一点的，还要将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客气一点的，至少要让自己从依附者变成被依附者，所以又叫“翻身”，也就是把人身依附关系“翻过来”。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自我意识，只有依附意识。结果，不是“你依附我”，就是“我依附你”；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因此历史上此类大大小小的“造反”行动，弄不好就是“你死我活”；而平时依附顺从的“良民”，则很容易变成杀人放火的“暴民”。
暴乱即无法。暴乱只能使社会进入无政府状态，不可能使社会进入法治状态。在专制的状态下，虽然可能“暗无天日”，但毕竟“天”还在，还有“青天白日”（开明专制）的希望。无政府状态却是“天崩地裂”，根本就“民不聊生”。因此无政府状态是比专制更坏的状态。但这丝毫不意味着专制制度是应该维护的。恰恰相反，由于专制制度在本质上“无法”，其结果就必定是“无天”。只要看看王朝末年和王朝更替之时，中国社会是如何地“天昏地暗”，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因此出路只有一条，即建设法治社会；而法治社会的前提，则是社会所有成员的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法治和律治的根本区别在于：律治社会的法律，是出自统治阶级的权力意志；而法治社会的法律，则是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可见自由意志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是何等重要。有人担心，大家都有自由意志，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岂不天下大乱？这其实是过虑。正如邓晓芒先生所说，腐败和动乱绝不是因为大家都能“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不能，只有少数人能（参见邓晓芒《灵之舞》）。大多数人能，谁都要防范，反倒要约法、要规范了。更何况，自由意志并非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恰恰相反，公民越是具有自由意志，他就越是具有法治意识。因为自由意志首先意味着负责，而且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只要法律的制定出自他的自由意志，那么，他就必定对这一法律负责（守法）。如果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那么，全体公民就会全体负责（全体守法）。
这听起来近乎痴人说梦：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岂能恰好一致？这其实又是对自由意志的误解。自由意志并非一种决定，而是一种可能，其中就包含选择和妥协的可能。当法律出自全体公民的自由意志时，就必定是他们选择和妥协的结果，即每个人都能接受也应该接受的“底线”。法治社会需要的，首先就是这样一根“底线”。它必须首先弄清，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容忍因此必须禁止的，哪些是所有人都不能没有因此必须保护的，然后据此建立起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有宪法，也才有宪政，有法治。自由意志，真是何其重要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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