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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与动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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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王朝是这样,其他王朝又何尝不是这样?熙宁变法如此,其他变法又何尝不是如此?唐德宗推行“两税法”,规定按财产收税,不按人头征赋。除土地税外,其余租庸杂徭一律免去。这原本是为了抑制豪强,保护小民。然而结果却是小民叫苦不迭,官员大发横财。因为两税法实行后,流通减少,物价下跌,朝廷不得不改征实物,地方官员便趁机加收耗羡,由规定的百分之二加到百分之十,倒霉的还是老百姓。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亦然。“一条鞭法”将田赋力役合而为一,按亩计数,以银纳税,简化了手续,明确了任务。然而具体执行过程中却往往是巧立名目,鞭外加鞭(类似于税外加费),某些地方收取的手续费竟超过正供的一倍以上。这可真是你不改革我还好,你越改革我越糟。审诸历代变法,概莫能外。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王朝已走投无路,帝国已病入膏肓。正因为走投无路,才必须杀出一条血路。从这个角度讲,王安石他们是对的。同样,正因为病入膏肓,所以不能乱下猛药,只能慢慢温补,不能动大手术,只能采用保守疗法。从这个角度讲,司马光他们是对的。但不管谁是谁非,变法却总归是要失败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变法失败的后果极为严重,因为它意味着王朝根本就没有可能通过自身的变革,来自强自救。要知道,王安石的变法,完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王朝的统治,完全没有触及帝国制度的根本和要害,而且得到了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和赞许。这样一种改革尚且不能成功,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帝国制度是如何地无药可救。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宏大的历史观,就不难看出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知道,作为一个农业民族,中国人一般是不太喜欢什么标新立异、变化多端的。因为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最好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大家都按既定方针办,谁也不要折腾谁,更不能全国都种试验田。同样,治理一个超级大帝国,也最好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保持稳定,不要心血来潮就搞运动。老子早就说过:“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六十章》)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小鲜如不断翻炒,就一塌糊涂;治大国如频繁运动,就民不聊生。所以韩非子说绝不能频繁变法,因为“烹小鲜而数挠之,则贼其泽;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民苦之。”(《韩非子·解老》)能够不变,最好别动。

当然,完全不变也不可能,事实上历朝历代也都在变。但即便要变法,也只能文火慢熬,不能大张旗鼓;只能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而且,只要能够维持,则能不变法就不变。事实上如果真能如此,倒也不错。问题是由于帝国的惰性,循序渐进往往等于纹丝不动,文火慢熬则往往等于一潭死水。结果是积重难返,变也不是,不变也不是。变则千头万绪,不变则问题成堆,慢慢变又时不我待。因此,当一个王朝下定决心厉行变法时,那就多半是非变不可了。非变不可而又不能成功,后果之严重也就不言而喻——王朝失去自我调节的最后一个机会。求治不得,只有动乱。宋徽宗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即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三十三年),郓州宋江反;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睦州方腊反;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河北、京东张迪等人又反。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席卷全国。

动乱也是逼出来的。因为对于一介草民而言,造反起义的风险实在太大,成本也实在太高。它付出的,可能会是整个家族的血的代价。皇帝再昏聩,官府再无能,朝廷再软弱,在这个问题上也不会含糊,动起刀来也绝不会手软;而民众要和朝廷作对,也多半都是以卵击石、螳臂当车。所以,不到万般无奈,草民都不会轻易言反。但如果他们的活路全被堵死,那么,账就是另外一种算法了:束手待毙,坐等死亡,是死;揭竿而起,战死沙场,也是死。前一种选择必死无疑,后一种则不一定,因为还有战胜的可能。而且,一旦夺取全国政权,那红利可就大得吓人。就算没有红利,不能扳本,能过把瘾再死,也值!

所以,造反起义的事,有时又是很容易的。因为一旦成功,对起义者本人尤其是起义领袖而言,那可是一本万利。因此历朝历代都有人尝试,有人效法,有人铤而走险,甚至有人制造动乱,目的是取现政权而代之。但不论何种情况,对于我们民族都是灾难深重。生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群众大批量死亡,文化遗产大规模破坏,国家局势长时间动荡。在官兵和起义军的战斗中,双方往往都会荼毒百姓,滥杀无辜。黄巢见人就杀,逢人便砍;张献忠杀人如麻,血染江河;太平天国则至少让大清人口减少上亿。实际上,哪一次战乱不是让普通民众析骨为炊,易子为食?又有哪一次动荡不是使中华大地人死如林,骨积如山?正所谓“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曹操《蒿里行》)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奈何天下兴亡,还要匹夫负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无人负责,更在于帝国需要这种破坏,因为每次破坏之后便是它的新生。农民起义的最大好处或者说历史功绩,就是能够促成王朝的更替。新王朝由于畏惧造反忌惮灭亡,往往在建国之初实行较为开明的政策,放松钳制,减轻剥削,收敛贪欲,与民休息。这对于帝国制度来说,其实是重新回到了它的正常轨道。这个轨道是每个王朝在其中后期一定要偏离的,而且这种偏离也是无法通过王朝自身的改革来纠正的,因此只能寄希望于动乱和动乱之后的改朝换代。帝国制度需要这样一条出路,而且它也只有这样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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