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位蒋委员长，是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的柱石和灵魂；他的党国和军国，则无妨看作一个有民国之名无民国之实的“后帝国”，一个不叫王朝的新王朝，我们通常称之为“蒋家王朝”。尽管这个王朝实际上是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的，中国在他们手上也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但不等于就没有帝国遗风和王朝气息。实际上，当国民党像对待“先帝”或“太祖”一样，将孙中山奉为“国父”时，这些意思就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了。
如此看来，共和绝非易事。更何况，我们还错过了好几次机会。
第一次是“东南互保”。
1900年5月，慈禧太后以大清帝国的名义向世界各国宣战，八国联军登陆天津危迫京城，朝廷号令各省驻军进京“勤王”。然而手握重兵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却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闽浙总督许应骙、铁路大臣盛宣怀和署理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等疆臣互通声气，声称廷谕为“矫诏”，拒不从命。不但不从命，相反，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还擅自与敌国签订条约，相约“互不侵犯”，公然置清廷生死于不顾。更有甚者，张之洞等人还暗中策划，万一太后与皇帝在战乱中罹难，东南诸督抚就共推李鸿章出任中国“总统”以主持大局。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
毫无疑问，抗旨，在历代王朝都是抄家杀头的大罪。私立“总统”，就更是要株连九族的。张之洞们胆敢如此，显然是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仅仅依靠满人力量已无法镇压，只好大量启用汉族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而且，出于战时的需要，又不能不把许多原本属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其结果，一是各省督抚的汉族化，二是地方势力的独立化，三是国家军队的私人化——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新军，便实际上都是封疆大吏的私人军队。他们首先是听命于长官，其次才是效忠于朝廷。朝廷对于地方，已是鞭长莫及；地方对于朝廷，则无疑尾大不掉。拥有相对独立财权、人权、政权、兵权的督抚，早已和地方士绅结成利益共同体，俨然独立王国。诸侯割据的局面，其实暗中已然形成。
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机会。因为地区与民族和平联合，中央和地方妥善分权，拒绝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正是共和的内涵之一。我们知道，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都是手握兵权、坐镇一方的实权人物。他们的政治见解，又与李鸿章不尽相同。这就再好不过。因为这样一来，即便李鸿章出任总统，他也只能和这些人共治共享，不敢独裁。这些汉族督抚们拥有实力，敢于共和；互相制约，只能共和。东南互保，李代桃僵（由李鸿章替代犹如僵尸的清朝皇帝），联省共和，岂非天赐良机？可惜未能如愿。
第二次是“联省自治”。
1920年7月，湖南谭延闿首倡联省自治，并于1922年1月1日开始实施省宪。这个倡议，得到了众多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除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陈炯明和广东省议会外，支持者还有四川、浙江、云南、广西、贵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安徽、甘肃、直隶等省的政府、总司令或省议会。知识阶层更是连声叫好，支持者众，因为它体现了共和制度的精神。实际上，孙中山也曾有过类似主张。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在巴黎接见记者时就曾说，中国“面积实较全欧为大。各省气候不同，故人民之习惯性质亦各随气候而变异。似此情势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度实最相宜”，并称“舍此别无他法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2页）。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亦发表宣言，称“今者各省联合，互谋自治，此后行政期于中央政府与各省之关系，调剂得宜，大纲既挈，条目自举”（《孙中山全集》第二卷，第2页）。可惜后来并未坚持。
袁伟时先生认为，联省自治是当时中国最好的一个选择。他请大家注意，谭延闿、陈炯明他们所说的“自治”是有实实在在内容的：各省都有省议会，制定省宪蔚然成风。而且各省都有不少独立的民间团体，省议会也不是橡皮图章。在陈炯明治下的广东，甚至县长民选也已经开始。这样的制度显然有利于各省民主化，也会迫使中央政府尊重地方权益，依法行政，无法专制独裁。这就是现代的实行宪政的共和。更何况，在全国政治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局部实行民主宪政显然比全面开花容易得多，而一个由相对独立并实行民主自治的省份联合起来的国家，显然比自上而下发布命令的中央集权国家更容易实现共和。因此，如果这个运动成功，中国的面貌早已大不一样（参见袁伟时《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可惜又未能如愿。
第三次就是“国共合作”了。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这是国共两党领导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千百万抗日志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果实，因此弥足珍贵。当此之时，山河破碎，亟待重整；人民颠沛，亟须生息。举国上下，人心思治，无不盼望和平。为此，中共领袖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并与国民党领袖蒋介石达成协议。这时，主导着中国前进方向的政治家，如果能够产生“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以国民党为执政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为在野党，组成联合政府，并以共产党领导的地区为“政治特区”，化干戈为玉帛，以竞争代战争，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则中国政治，便会又是另一番景象。可惜，两个曾经并肩作战，打败军阀，战胜敌寇的政党，却未能再次携手，同建共和。
共和的历程，岂非步履维艰？
这也并不奇怪。在我看来，中国不能一蹴而就地走向共和，恰是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的成功反倒可能是偶然的惊喜。因为共和也好，共和国也好，毕竟是我们民族的政治传统中都不曾有过，也不可能产生的东西。因此，我们还必须讨论一下究竟何谓宪政，何谓民主，何谓共和。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回答，中国的共和之路为什么这样曲折而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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