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宪政并不只是“宪政”（在宪法框架内行政），更重要的还是“限政”（限制政府的行政）。不但要限制政府，还要限制国会，而且首先是限制国会。其证明，就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著名的“不得立法”条款——“联邦议会不得立法建立宗教，不得立法禁止宗教活动自由；不得立法剥夺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得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表达不满、要求申冤的权利”。这个条款用最简单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规定，国会不得起草通过有可能侵犯民众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于是，不但被人民授权的权力机关（政府）要受到限制，代表人民授权的民意机关（国会）也要受到限制。这里体现的，便正是宪政的精神。
于是，我们就从中看出了民主与宪政的区别——民主关注的重点是授权，宪政关注的重点是限政。按照民主的原则，主权在民，治权民授，国会的立法和政府的行政都必须经由多数的同意。因此，民主完全有可能导致“多数的暴政”，宪政则不会。因为宪政要考虑的问题不是授权，而是限权。在宪政和宪政主义者看来，任何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是危险的，而且并不因为它来自人民或掌握在正人君子手里，就不是危险。权力来自何方，掌握在谁手里，怎样使用，这些都不是宪政考虑的问题，而是民主与共和的任务。宪政要考虑的，是如何防止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和绝对的专制。因此，宪政不但要求执政者合法（包括以宪法为政治权力的唯一合法依据，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使政权），而且要求宪法本身合法。这样看来，宪政就不但是“限政”，也是“限法”。也就是说，只有“限法之法”，才是“宪法”。
这又是我们闻所未闻的。我们从来就只知道“王法”，不知道“宪法”；也从来就只知道那王法是“治民”的，不知道还有“限政”的法。因此，大清王朝末年颁布的《宪法大纲》，开宗明义竟是这样的条款：“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这哪里是什么宪法，又哪里是什么宪政！结果竟是这样：大清王朝的“宪政”不但没有限制君权，反倒给不受限制的君权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这当然不能让人满意，“万世一系”的大清帝国也就只好走上断头台。
不过，晚清宪政运动的失败，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个人（如立宪派）或某个团体（如清王室）的失误，而仍应归结为“限政传统”的阙如。我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限政传统，不是说历代王朝的所有权力都是不受限制的。事实上各级官员和各个部门的权力都有一定之规，甚至有森严的界定（比如后妃不得干政，太监不得干政）。越权办事或越权干政，历来是王朝和官场之大忌。但这只是“限权”，不是“限政”，因此也叫“权限”，不叫“政限”。而且，划定权限，正是为了保证最高权力（君权）不受制约和限制。这就叫“权有限而政无限”，即代理皇权的官员和衙门有权限，掌握政权的皇帝和朝廷无限制。
当然，君权无限，也不等于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正如隋文帝所言，“朕贵为天子而不得自由”。比方说，有作为的开国之君汉高祖，和没能耐的守成之君明万历，在建储问题上就同样不能随心所欲。但诸如此类的限制，或是因于道德，或是因于舆论，或是因于传统，或是因于惯例，无一因于法律。即便因之于法，那“法”，也只是“礼法”或“祖宗家法”，不是“宪法”。
宪政则不然。宪政不但是“限政”（限制国会和政府），而且是“宪政”，即“根据宪法来限制权力”。宪政的要义是：包括立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任何政治权力，都只能以宪法为唯一依据，并为宪法所制约。因此，宪政与否，不但要看权力是否受到限制，还要看它受谁所限，看它是受制于宪法，还是受制于别的权力（比如君权）。这一点，甚至更为重要。显然，正如法制不等于法治，限权也不等于限政，更不等于宪政。
宪政以宪法为最高依据和唯一依据，因此，宪政的国家必定是法治的国家，宪政的传统必定是法治的传统。如果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共和是共有、共治、共享，那么，宪政就可以说是法有、法治、法享。在宪政国家，一切权力都受法律制约，一切法律都受宪法制约，所有人和所有机构都必须遵守和服从宪法。宪法，是至高无上的。
那么，至高无上的宪法，与至高无上的君主又有什么不同？区别就在于：宪法不能违反（违宪），却可以讨论、批评、反对、修改（修宪）；君主则既不能讨论、批评、反对，更不能修改和违抗。宪法也能够批评、反对吗？当然能够，因为宪法可以修改。如果不能批评、反对，又何必讨论，如何修改？实际上，批评与反对是讨论的重要内容，也是修宪的重要依据。这一点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倘无这一区别，则宪法就会变成新的、物化的专制君主，也与宪政的限政精神相悖。从这个意义上说，既限政又限法的法治即是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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