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农业民族就麻烦多了，得等庄稼熟了以后才有饭吃。从春耕、夏耘到秋收，那日子是何等的漫长。这当中，就保不定哪天要饿肚子。何况还有灾年，哪能年年都风调雨顺？洪灾、旱灾、风灾，防不胜防。眼看麦子熟了就要开镰，一场冰雹砸下来，就会功亏一篑颗粒无收。所以农业民族就会有一种“忧患意识”，老担心哪一天会没有饭吃。
这就不能不把吃饭看得很重了。
事实上吃饭在中国，从来就是头等大事。既是政府的头等大事，也是民众的头等大事。中国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吃了没有”；而中国人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也往往就是吃，或为吃做准备。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那一件不是吃？即便在全民生活水平空前提高的今天，党和政府也一再强调“省长要抓米袋子，市长要抓菜篮子”；年节时期的食物供应，更从来就是媒体报道的新闻热点。
其实，在中国，吃饭不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是一项基本的权利。中国古代专制社会是没有什么人权可言的。宰相可能被“廷杖”，县太爷也可以随便打小民的屁股。臣民也好，草民也好，都既无思想权言论权，也无隐私权知情权，但都有“吃饭权”。就算是死刑犯，临刑前也会有一顿饱饭可吃，甚至允许亲属和友人送酒肉到刑场，叫做“不杀饿死之人”（许多英雄好汉便常常利用这个机会劫法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饿鬼”是最悲惨的一种。不让临死之人吃一顿饱饭，简直比杀了他更不人道。有的地方还有这样的民间风俗：每年的“鬼节”，即阎王爷放那些无主孤魂出来觅食时，家家户户都要大摆宴席，并在门口摆放食品，供“野鬼”们享用，就因为在中国人眼里，“饿鬼”是很可怜的。
这也不奇怪，“民以食为天”嘛！没有饭吃，不要说做人，便是做鬼也不安生。
这可马虎不得，也小看不得。处理得不好，就会出乱子，出问题。你看中国历史上所谓“大治之年”是什么状况？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天下大乱和改朝换代的时候呢？肯定是天灾人祸、连年饥荒、饿殍遍地、易子而食。这时，如果有谁能开仓分粮，那么民众就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所以，李自成揭竿而起，号召天下的口号是“闯王来了不纳粮”；朱元璋逐鹿中原，所用策略之一是“广积粮”。孟子甚至把“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有肉吃”当作理想社会的标准。反正，在中国，谁要是能让普天下的人都“有口饭吃”，谁就是替天行道、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就是既顺乎天意又得乎民心的好皇帝。
因此也可以说，中国的政治问题，首要的就是吃饭问题。任何一个政权，都只有在解决了吃饭问题之后，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由“得人心”而“得天下”。其他问题，倒在其次。
于是，吃饭，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了。
政治与吃饭
政治即吃饭，这是不少政治家的看法。
在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看来，平定天下，治理国家，和宰牲割肉、炒菜做饭是一个道理。老子就说过：“治大国者若烹小鲜。”所谓小鲜就是小鱼小虾。烹煎小鱼小虾，当然不能拿一把锅铲，上上下下搅个不停，翻乱一气。治理大国，也应该举重若轻，以静制动，切忌有事没事不停地搞“运动”，瞎折腾，弄得人心离散，民不聊生，一塌糊涂。
这也不完全是比喻。事实上在中国，搞政治往往就是吃饭，或请客吃饭。至少在餐桌上讨论国家大事，历史就很悠久。比如“周礼”中的“乡饮酒礼”，就是一种酒宴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或者说“元老会议”。依此礼，国君、卿大夫、地方官等，应定期（据说三年一届）邀请所谓“贤者”、“能者”、“乡老”、“乡大夫”等社会贤达举行酒会，并在觥筹交错中，就一些大事进行咨询。上古尊老（老人多经验）重贤（贤者多智慧），召开这样的会议并不奇怪，且确有效果。但这种会议非行之于酒会之中不可，并名之曰“乡饮酒礼”，却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特色”。
政治既然即吃饭，则会不会吃、懂不懂吃、善不善于处理饮食问题，就关系到会不会做人，会不会做官，会不会打仗，甚至能不能得天下。
这也是有例的。比如赵国的老将廉颇，为了表示自己宝刀不老，雄风犹在，便曾经在赵王的使者面前，一口气吃了一斗米、十斤肉。因此辛弃疾才有“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诗句。可惜赵王的使者受了廉颇政敌的贿赂，回去后汇报说：廉老将军的饭量蛮好的，只是消化系统不太灵光。一顿饭的工夫，上了三次厕所。赵王一听，便犯了嘀咕。嘀咕的结果，则是廉颇白吃了那么多米饭和酒肉。
樊哙的运气就好多了。因为樊哙是当着项羽的面吃喝的。鸿门宴上，项羽原本要杀刘邦，结果被樊哙搅黄了。樊哙冲进宴会厅，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而且吃的是生猪腿，简直就是帅呆酷毙，弄得项羽全然忘记了自己要干什么，刘邦也就趁机溜之大吉。刘邦开溜前，问樊哙要不要去告辞。樊哙说：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