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胎，是生命的孕育，因此，“身”又引申为生命，比如献出生命是“献身”，放弃生命是“舍身”，丧失生命是“亡身”，将生命置之度外是“奋不顾身”。生命既然就是“身”，则生命的全过程也就是“终身”。不但肉体生命是“身”，社会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等，也是“身”，如身份、身家、出身、进身（提高社会地位）、翻身（改变社会地位）、身败名裂（丧失社会地位）、身价百倍（社会地位大幅度提高）、人身攻击（侮辱人格，并非殴打身体）。实际上，肉体生命和社会生命、政治生命、道德生命有时也难舍难分。比如“明哲保身”，就很难说要保的是哪个“身”。
生命当然都只能是自己的。因此，“身”又指自己，所谓自身难保、身先士卒等是；又引申为亲自，如身临其境、身体力行、亲身经历；又引申为担任、承受，如以身作则、身受其害等。这可真是“怎一个‘身’字了得”。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只有自己才能称“身”，叫“自身”；别人称“人”，叫“他人”。“身无分文”是自己没有钱，“人言可畏”是别人的话很可怕。与自身同义的还有“躬”和“朕”。躬指身体，如鞠躬；也指自身和亲自，如事必躬亲，躬逢盛世等。朕是自身，原是古人自称的谦词。秦始皇以后，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结果谦虚变成了骄傲。“自身”既为皇上所独有，臣下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连衣服也不能随便穿了。
第二，生命既与身体同一，则灵魂也与肉体混同，或以肉体代心灵。比如意志不得自由，本是“心不由己”，却说“身不由己”；体验他人情感，本是“感同心受”，却说“感同身受”。看来，中国人的知觉、感受、体验、领会，都是先“身”而后“心”的，就连体验之“体”，领会之“领”，都与“身”有关。中国人从来就不相信不能用身体感官确定的东西，而只相信自己的“切身体会”。所以在教育上，言教不如身教；在认知上，耳闻不如目见；在学习上，心知不如力行；在事业上，立命必先安身。身不能安，则心不能定。于是就连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也不能叫“修心”，而叫“修身”。“修身”不是健美，不是体育锻炼，其实与“身”没多少关系。
当然，要说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对。《礼记》就说“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这就是“修身”了。这门功课，从小孩子一生下来就要开始。具体的做法，是垫上尿布以后，用一块布先把婴儿的两条腿包起来，又用布带从上到下捆紧，使婴儿身体笔直，只露出脑袋，俗称“打包”，有的地方叫“蜡烛包”。据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孩子长大以后腿是直的，也才能保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可见身心一体，心由身定。
一个人的“心”既然是由他的“身”来定的，那么要得到他的“心”，便必然在这个人“身”上打主意，甚至要在他的服饰上做文章，比如清人入关后之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即是。这些南下的征服者们坚信，只有当中原汉族在服饰上与自己“俱为一体”时，被征服者才会和自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不会再把满人看作“夷狄”，对于大清帝国的兴衰荣辱，也才会“感同身受”。果然，清王朝覆灭时，许多汉人都如丧考妣，坚决不肯剪掉头上的小辫子。反倒是“皇帝陛下”（溥仪）本人，带头革了那辫子的命，害得宫里宫外遗老遗少们，一个个都跟丢了魂似的。
同样，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关心”，也往往落实在对方的“身”上。比方说吃饭的时候给人家夹菜啦，天凉的时候提醒别人“加件衣服”啦。因此，关心又叫关怀、体贴，亦即“贴身”。身体相贴，体温相存，所以又叫“温存”。衣服穿在身上，其间当然有“温”存焉。就连小动物都知道，天寒地冻的时候，要互相依偎在一起。故而共衣便是体贴，体贴便是委身，委身便是交心。实际上，当一个人脱下自己的衣服，把它披到另一个人身上时，他们的心确实是“紧紧贴在一起”了。
与子同袍，能不是一种很重的情分吗？
衣人之衣，能不“怀人之忧”吗？
衣与依
其实，衣服衣服，衣与服，都有文化内涵。
先说“衣”。
衣是最贴身的东西，而贴身也就是“依”。依，它的甲骨文字形，是一个人在胞衣中成形。去掉这个人形，剩下的部分，便是甲骨文的“衣”字。所以，衣，最早是胎儿的胞衣，即“人之衣”。同时，衣也就是依，起先是胎儿之所依托，后来是人之所依。人们裹在衣服里，就像胎儿裹在胞衣中，衣服，岂是小看得的？
这样一来，共衣就是共依（共同依托同一对象，或互为依托），而同袍就是同胞（好像一母所生，有了血缘关系）。两个人，如果既同火共食，又同袍共衣，那就既有同一生命源头，又有同一生命依凭，肯定会亲如兄弟情同手足，成为“穿一条裤子”的铁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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