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中国人又发明了一种解决面子争端的办法，那就是“讲和”。
讲和又叫圆场，其要义是“圆”。所谓“圆”，也就是让双方都有面子。这也不是完全办不到的事。因为冲突双方原本都是“面对面”的。现在没有面子，无非是“翻了脸”。如能再翻过来，岂非重新“面对”？问题是，他们自己是翻不过来的。即便想翻，也拉不下这个脸。这就要有人出来“打圆场”。
所以，讲和的关键，是必须有一个（或几个）“和事佬”。和事佬必须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他自己必须极有面子；第二，他必须有办法让双方都有面子。不能让双方都有面子是不行的。只能让一方有面子，那就不是“打圆场”，而是“拉偏架”了。自己没有面子就更不行。如果连自己的面子都成问题，又如何能保证大家都有面子？这就和体育竞赛中的裁判不大相同。和事佬和裁判一样，都必须“公正”，至少是必须看起来公正，但裁判可以判平局，也可以判输赢，而且裁判自己的竞技水平不一定要高于运动员。和事佬却只能判平局，不能判输赢，而且自己的面子一定要大过冲突的双方。俗话说，纸包不住火。和事佬要把冲突双方的“火”都包起来，他的面子就不能是纸做的。
有时，如果和事佬的面子特大，不用说什么，也能讲和。比如《水浒》中的那些好汉，都是“不打不相识”的。常常是为了一点小事，伤了面子，一言不和，便大打出手。不可开交之时，一位在江湖上极有“脸面”的人，比如晁盖、宋江，或次一等，吴用、戴宗也行，出“面”了，说大家都是兄弟，不要伤了和气。于是，双方收兵，握手言欢，尽释前嫌，结为兄弟，一起去吃酒，或去干“替天行道”的勾当。
所以，说到底，和事佬之所以能够和事，起着关键作用的还是面子。因为一个“有脸面”的和事佬来讲和，这本身就是“赏脸”的事，不能“给脸不要脸”。这时，哪怕心中不服，有气，憋屈，但，不看僧面看佛面，也只好不再计较。就说孙悟空，取经路上受了多少委屈多少气？可是观音菩萨出面了，打着如来佛祖的旗号说好话，也就只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仍忍辱负重地保护那“对敌慈悲对友刁”的蠢和尚去西天。一身是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齐天大圣尚且如此，何况我辈芸芸众生？
更何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的某一方仍不肯善罢甘休，那就不但是自己“不要脸”，而且是不肯给那位“头面人物”以面子了。这时，他就必须承担和那位极有面子的和事佬“翻脸”的风险，也必须承担敌方由一股力量变成两股力量的风险。因为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和事佬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其施加给不肯“买账”者的报复，往往会数倍于原先的敌方，所以一般都不肯冒这种风险。相反，如果和事佬面子极大，则他的“出面”，本身就是极大的面子。“某某也出面为我主持公道呢！”“连某某也被惊动了呢！”这本身就是引以为荣的事，不但能够扳本，而且可能还有“红利”。
当然，斗也好，比也好，和也好，都是强者的事。倘若是弱者，便只有任人欺凌，如祥林嫂；或者向更弱的弱者去实施“他补”，如阿Q。阿Q是一个很要面子，又没有丝毫条件和能力获得面子的人。但凡这一类人，对于自己和他人面子的比例，从来就是估计错误的。阿Q因为自己没有胡子，便觉得有资格看不起王胡，结果是挨了王胡的打，面子和里子一起丢光；因为自己尚有辫子，又觉得有资格看不起假洋鬼子，结果又挨了假洋鬼子的打，面子和里子同样一起丢光。最后只好去欺负小尼姑。欺负小尼姑，原来是极丢脸的事，而阿Q竟以为大有面子，就因为能够博得酒店里闲人们的喝彩。酒店里的闲人们原本也大都是些没有多少面子可言的人，但能够观赏到一个比自己更没有面子的人欺负他人，便觉得自己也有面子，所以“九分得意地笑”。他们的观赏和喝彩，对于阿Q来说，就是“赏脸”，也就是“给面子”，所以阿Q要“十分得意地笑”。
不过，阿Q虽然一时也争得了面子，却也遭到了报复，——被小尼姑骂作“断子绝孙”。这就严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嘛！何况此话从小尼姑的口中骂出，其刻毒和力量更非同一般。你想，出家人“四大皆空，六根清净”，自己都不生育，哪里还管得了别人？所以“断子绝孙”云云，就不但是辱骂，而且是诅咒了。如果那小尼姑多少有点法力，或者佛门弟子都来同仇敌忾，则阿Q的麻烦就会更大。这样算下来，阿Q的欺负小尼姑，实在是一件赔本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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