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信陵君决非小人。八年以后，他为了救赵之危，竟担了天大的干系，窃取兵符，刺杀晋鄙，夺魏王军权以攻秦，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陵君救赵”，曾一再被演绎成小说、戏剧和电影。信陵君这一义举，是否受到“魏齐事件”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但信陵君不是小人，则可以肯定。不但不是小人，而且是有名的君子。“齐有孟尝，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如此德高望重，尚且难免势利，况芸芸众生乎？
因此，要对抗势利，除了要有良心外，还要有义气。魏齐对于信陵君是否有恩？想来没有。事实上侯嬴也并未谴责信陵君不讲良心。其所以打动信陵君者，还是虞卿“急士之穷”的“大义”，一种不愿看到一个国士竟走投无路的“不忍之心”。这种“不忍之心”当然是一种爱心，一种见人遇难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一种设身处地推己及人的“同情之心”，一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义之心”。其实魏齐与范雎的恩怨，与虞卿和侯嬴都没有什么干系，他们纯粹是“多管闲事”。而且，魏齐对于范雎，也确曾犯有不可饶恕的罪恶。当初，范雎地位低下的时候，曾随同魏国中大夫须贾一起出使齐国。须贾为了推卸自己出使失败的罪责，竟诬陷范雎“里通外国”。作为国相的魏齐，只听了须贾的一面之词，便喝令手下把范雎往死里打。范雎装死，魏齐又令人将其扔进茅厕，让喝醉酒的宾客往他身上撒尿，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范雎得势之后，必欲置魏齐于死地，也是“情有可原”。问题在于，如果这时范雎还只是一个布衣，则无论他如何复仇，复仇的手段如何无所不用其极，都会被视为义举。但这时范雎已为秦相，恃强秦而凌弱国，便未免有点“仗势欺人”的味道了，因此才引起虞卿、侯嬴等人的义愤，非得要帮那其实也并不怎么样的魏齐不可。
由此可见，在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一般回报原则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义。义与利是不相兼容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气是势利的克星。一个人做了坏事，如果既未受“良心谴责”，又不能“良心发现”，其他人就有理由制裁他，制裁的行为就叫“义举”，而制裁的动机就叫“义气”。这样，一个人如果因“势利”威胁利诱而不顾“交情”，那么，他即便不怕良心的谴责，也要忌惮义气的制裁。江湖中人之所以比别人更讲义气，就因为在充满危险的江湖道上，利的诱惑和害的威胁都更大。久而久之，义气便差不多变成了江湖上的专用名词。
义气无疑也本之于人情，所以又叫做情义。然而，无情者固然无义，有情者却未必有义。有的人，平时不乏脉脉温情，紧要关头却畏畏缩缩，便是有情无义。显然，情是“感”而义是“气”。气有血气，有习气。血气刚烈者勇，富于“勇气”；习于仁义者正，富于“正气”。加起来就成为“节操”，叫做“气节”。有此气节，于己，则忠信诚毅智仁刚勇；于人，则坦荡磊落正大光明。既视死如归，又疾恶如仇，当然也就能“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为维护正义和主持公道不惜大义灭亲、舍生取义了。
这也是义气与良心的不同之处。良心只管自己，义气却可以由己及人。这样，它就能起到一种良心起不到的作用。一个人，如果只是“不讲良心”，也许不过“心”无所安；如果居然“不讲义气”，那就可能“身”受其害。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人情味
良心和义气是人情法则的哼哈二将。一个“诛心”，一个“杀身”；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陶冶于内，一个制约于外。如此，则人情法则的贯彻，也就畅通无阻。
不过这哼哈二将，也只是对付非常之人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物。在平常的人际交往中，是用不着开口良心闭口义气的。一个人，有事没事的，又没谁招他惹他亏他欠他，也动不动就良心义气，就没意思了。
有意思的是“人情味”。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极富人情味。“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弥勒笑口迎宾，观音托瓶送子，山川自相映发，禽鱼自来亲人。就连看病，也极富人情味：两指搭脉，望闻问切，文火慢熬，药香四溢。中国人，简直就生活在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世界里。事实上，在中国，人情味比许多东西都重要。一个人，可以没有钱，没有权，没有知识，没有文化，但不能“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一点人情味都没有，那就不是人了。
人情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因为人情是美好的。中国人认为，人的心灵之所以美，全在“有情”。情字从心从青。“青”表声，也表意。“青”的本义，是“春季植物叶子的绿色”，是生命的象征。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热爱生命，且以农业生产为主的民族来说，“青”也就是最美丽的颜色，如天空之美者曰青天，季节之美者曰青阳，年华之美者曰青春，妇人之美者曰青娥，头发之美者曰青丝，合金之美者曰青铜，目光之美者曰青眼，楼宇之美者曰青楼。用之于造字，则心之美者曰“情”，言之美者曰“请”，人之美者曰“倩”，目之美者曰“睛”。情既为“心之美者”，则有情者必心灵美，心灵美者必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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