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不分又怎么样呢？就没有法治可言了。什么是“法”？法就是“全民公约”。民众为什么要“约法”，又为什么能“约法”？就因为他们都是“私人”。私人各私其私，如无规范限制，势必天下大乱。因此要“约法三章”，以保证个人权利和公众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侵犯。而这些“约法”之所以能够算数，则又因为它们是这些“私人”依照自己的自由意志共同约定的。咱们中国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当然也就只有“王法”，没有“民法”，更没有什么全体公民的“约法”，没有“宪法”。
其实不要说没有“法治”，就连“德治”，也大成问题。梁漱溟先生曾认为中国人只讲私德而不讲公德，比如臣对君的德，君就不必守；子对父的德，父就不必行，没有一种德是人人皆必遵循之“公德”。这话恐怕只讲对了一半。因为公与私原本是一对矛盾。不讲公德的人，其实也不会有什么私德。梁先生的所谓“私德”，即“这人对那人的道德”，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之类，与其说是私德，不如说是“二人之德”，即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德，“一人之德”的“私德”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没有“一人之私德”，所以当“私身一人”时，就不会有什么道德考虑。一些明明有利于公众的事，比如顺手关掉公用水龙头或走廊里的灯，即便不过举手之劳，也不愿意去做，除非这时有领导或同事、同学在场。结果是公共走廊上的电灯变成了长明灯，公共洗手间的水龙头变成长流水，而便池里则无人冲洗；集体宿舍门前垃圾成堆，脏水乱泼；公园里的果皮箱，更可能是形同虚设，痰迹、废纸、烟头、果皮、空瓶则遍地都是。没有“私”的结果是也没有“公”。
再就是“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了，我们在“单位”一章已然讲过。这里要讲的是，“公私不分”的观念还为“化公为私”和“假公济私”提供了一个“合法”的方式，即“本单位主义”，简称“本位主义”。本位主义就是把“本单位”的利益放在首位，一事当前，先替本单位着想，先替本单位考虑，甚至不惜损害兄弟单位和全局的利益。严格说来，这也是一种自私的行为。但是，在实际上，所谓“个人主义”每每被视为“万恶之源”而痛加批判，“本位主义”虽然也受批判，却在批判之余颇受同情。一个人，如果为一己之私利大吵大闹，或对自己的个人成就大吹大摆，便会引起“公愤”，至少要被视为“太不像话”或“恬不知耻”；但如果是为本单位争名争利争地位争好处，或宣传本单位的成就，则本人不但可以“理直气壮”，领导和其他人也不好太责难，顶多笑眯眯地劝他说：“不要太本位嘛！”或者说：“考虑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也要顾全大局。”
显然，在许多人看来，本位较之“全局”虽然是“小局”，但毕竟好歹也是“群体”而不是“个体”。只要不是为“个体”，就不能说是“个人主义”。只要是为了“群体”，不论其大小如何，便都体现了“群体意识”，也就多少具有一点“合法性”，不能过于责难。事实上，许多人在为本单位争名争利时，也确实不一定直接地与自己的个人利益相关。比如评职称时为自己单位多争名额而自己并不晋升，评奖时投自己单位候选人的票而自己并不获奖。所以，一旦受到批评，便会“理直气壮”或“满腹委屈”地说：“我又不是为自己！”但是，搞本位主义，虽然并非为自己个人，却又毕竟是为自己单位，因此又不能说是不折不扣的“大公无私”。实际上，搞本位主义，虽然不一定直接与自己的个人利益有关，却不能否认它间接地对自己个人有益，比如在本单位“好做人”，落下“人情”等等。所以，也很难严格地界定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不如说同样也是“公私不分”。事实上，因为中国文化不允许“私”公开合法地存在，因此一个人“私心杂念”，也就只好通过这“不公不私”、“半公半私”和“亦公亦私”的本位主义，来“曲线救国”了。
内外有别
当一个人站在本位主义立场上时，他就在心理上和逻辑上把“本单位”和“外单位”区分开了。这又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公私不分，却内外有别。
和“公私不分”一样，“内外有别”也是“单位”的特征。国内任何一个中等规模的单位，差不多都会有自己的围墙（特别大的单位，则由下属各单位自修围墙），以防“闲杂人等”混入。一些稍有条件的单位，虽然既非“军事单位”，又非“保密单位”，也要煞有介事地安排门卫。门卫们对本单位的熟人含笑点头打招呼，对“外人”则严加盘问冷若冰霜，本能地表现出一种防范心理。本单位的车辆可以自由地出入（门卫们都记得车号认识司机），外单位的车辆则须停在门外，除非是“有来头”的“上级单位”，或者“有关系”的“兄弟单位”，否则就必须“走后门”。当然，单位上的种种好处，比如单位自己盖的住房，自己的澡堂和幼儿园，自己弄来可供分配的物质和额外收入等等，也只有“内部职工”才能享受，“外人”是没有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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