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伦理
所谓“家伦理”，就是把处理家庭内部人际关系的伦理道德观念，看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作为个人和国家的“立身之本”和“立国之本”。比如家庭伦理的准则“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用之于国，即为“君令臣恭”，用之于友，则无妨照搬“兄爱弟敬”。因为民族不过家族的放大，朝廷不过家庭的升格，君臣不过父子的变相，朋友不过兄弟的延伸。因此所谓“家国一体”，也就不但表现为模式上的“同构”，也表现为机制上的“同律”。也就是说，“齐家”也好，“治国”也罢，其机制都是伦理道德，只不过前者叫“纲常”，后者叫“纲纪”。但仔细考察一下，便不难发现它们也没有太大的区别。“君为臣纲”与“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道理都一样，而“仁义礼智信”，则是家国通用的。这也不奇怪。国既以家为模式，家又不可再分割为个人，当然也就既不可能有“国伦理”，也不可能有“个人伦理”，而只能有“家伦理”。事实上，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如果不爱自己的家，便很难设想他会爱国；如果不能为自己的家尽义务做奉献，便很难设想他会为国尽义务做奉献；如果不能治理好自己的家，便很难设想他能治国，这就叫“家齐而后国治”。或者说，“国之本在家”。
所谓“国之本在家”，其实也就是“道德之本在家”。
首先，家庭是伦理道德的培养基地。对于任何民族的个人而言，家庭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所学校，母亲差不多都是他的第一位老师。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和审美教育，都从这里启蒙。但是，中国人的所谓“家教”，却几乎约定俗成地专指道德教育。比如，当我们指斥某人“没有家教”或“家教不严”时，一定是这人在“做人”，在讲礼貌懂规矩方面出了问题，而决不会是因为他没有知识或不会审美。事实上，中国的传统家庭教育也确实是把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的。儿童最先学会的词汇是称呼父母，而接受最多的文化指令是“听话”。尊重父母则“孝”，听话则“顺”。孝生敬，顺生服。孝敬顺服，是中国全部传统道德的根基。由“孝于父母”，而“友于兄弟”，而“和于夫妇”，而“忠于君王”，而“尊于师长”，而“信于朋友”，一套伦理道德系统，就这样建立起来。
童年的记忆是根深蒂固的。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无意识”而积淀到心理深层，成为一个人日常行为的文化指令。比方说，一个从小就“孝悌”的人，在社会上就很可能“尊老爱幼”；一个从小就“听话”的人，在单位上也很可能“遵纪守法”。在家为“孝子”，在乡为“顺民”，在国则便必为“忠臣”。道理很简单：如果对事实上的父亲尚且不能尽“孝”，那又何以让人相信他会对名义和礼仪上的父亲（君王）尽“忠”呢？这就叫“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因此，正统的君王和朝臣，对于那些不能尽“孝道”的官吏，是很难给予真正信任的。甚至在制度上，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即一应在位官吏，无论职位高低，如遭父母之丧，必须去官回乡，在家守孝三年，叫做“丁忧”。只有在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国君才可以令其移孝尽忠，戴孝就职，叫做“夺情”。
家庭不但是伦理道德的培养基地，也是伦理道德的主要实践场所。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无论外出做官，还是外出做事，机会都不很多。所以他们学习的伦理道德规范，主要地还是用于家庭，正所谓“学之于家，习之于家，得之于家，用之于家”，因此是“家伦理”。更重要的是，“家伦理”都往往不是什么大道理、大教条，不是空话和套话，而是实实在在可见可闻可模仿可操作的具体规范。比方说，“出必告，返必面”就是。小孩子出去，一定要告诉父母一声；回来了，也一定要去打个照面。这很现实，很具体，很好学，也很容易做到，但意义并不因此就很小，实际上是在培养一种设身处地替他人着想的道德精神。因为苟不如此，便会无端的让父母担忧。这种只顾自己的行为，对父母是不孝，对他人就是不仁，因此必须予以纠正。
相反，一个有“家教”的人，便不会因为这种小小的疏忽而给他人带来不便。他到外面做事，到朝廷做官，也一定会懂得事先请示，事后汇报，事中通气，从而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嘉许。可见此事虽小，作用却大，意义也很深远，所以既是小事，又是大事。说它“大”，是因为善之为善，本无大小。聚沙可以成塔，集腋可以成裘，而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故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说它“小”，是指易行而言，不是“挟泰山而越北海”，力不能及。力所能及又意义重大的事，有什么理由不做呢？
由此可见，家庭，实在是实践伦理道德的极佳场所。一个人，如果在自己家里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锻炼，那么，无论他到社会上担任什么“角色”，都不会“失德”或“失礼”。因为“礼”的仪文虽家国不一，内在精神却是一以贯之的。对父母孝顺的，对君王就忠诚；对兄长敬重的，对长官就恭敬；对子弟慈爱的，对下属、民众就仁和。这就叫“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家之重要，实已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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