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比方说，中国传统观念，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己“大”了还未婚嫁，就有点“不当”，也就是“不应该”，这在心理上是会有压力的。另外，孤男寡女的，在社会交往方面，也多有不便，弄不好就会有人说闲话。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大男大女的门前是非也不少。既有善意的规劝，也有恶意的猜测和敌意的防范（怕他们充当“第三者”）。所以，即便为了避免闲话，为了能和社会正常交往，也不能不考虑婚嫁问题。
自己的子女到了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的家长而言，也同样是一个“问题”。“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儿子不结婚，孙子从哪儿来？列祖列宗面前如何交代？家庭宗庙的香火由谁来接续？所以一到这时，做父母的往往比当事人还着急：“你还想不想让老娘抱孙子？”“你想让老子断子绝孙么？”如果自家的女儿不能出嫁，则压力更大。“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成冤仇”，这一古训不能不记取。况且，女儿嫁不出去，做父母的脸上是极没有面子的。“某某人家的丫头是个没有人要的货”，听了这话，谁的脸上还挂得住？
况且，父母不着急也不行。因为父母为子女的婚嫁操心，已成了一种习惯或习俗，如果自己的子女成了“大男大女”，做父母的居然还无动于衷，岂非咄咄怪事？这就会招来议论，引起闲话。没法子，只好催子女“抓紧点”。
所以，成年男女超过婚龄而不能嫁娶，对于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家庭而言，当然都是一件麻烦甚至不幸的事情。但这也至多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与他人何干？与社会何干？又与国家何干呢？
他人的态度
他人来关心大男大女们，有正反两方面的原因。
正面的原因，是出于对他人的一种关心和同情。这种同情心是任何一个有人缘会做人的人都不能没有的。而在中国人看来，世界上最不幸、最值得同情的，又无非是无妻、无夫、无父、无子这四种人，即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之所以特别不幸、特别值得同情，不但是因为他们无法享受天伦之乐，而且在于他们没有或失去了自己社会角色的对象，——夫无妻，妻无夫，父无子，子无父，可不是没有“对象”？没有对象，也就没有自我；无法担任角色，也就没有面子，岂不悲哉？“大男大女”虽然一时半会儿的还称不上“鳏寡”，但至少是候补“鳏寡”，甚至候补“独”，因为年轻时不结婚，老了何来的子？所以要帮他们找“对象”。不但要帮大男大女找对象，也要帮中年丧偶的人找对象。不这样做，就是没有同情心，也没有人情味。大男大女和中年丧偶者们的周围，总是集结着一大群帮他们寻找介绍对象的热心人，道理就在这里。而且，“皇帝不急急太监”，这些热心人往往比“大男大女”们还要积极。
反面的原因，则是对独身的憎恶和歧视。本书第五章已说过，中国人无论什么事，都要求“人人有份，大家一样”，连婚姻也不例外。既然我结了婚，那么你也应去找对象；既然我们比你年轻，都找了对象结了婚，你那么大了，还故意拖着，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孤芳自赏？是不是孤傲自大？是不是孤高自许？是不是孤僻自爱？否则为什么一个人在那里“称孤道寡”，不像我们这样成家立业？是不是故意和我们作对？故意显示自己与众不同？故意不把我们放在眼里？故意不给我们面子？否则为什么我们介绍的对象，你一个也看不上？如此推理下去，便会产生一种憎恶感，视独身者为“怪物”。甚至以一种阴暗的心理，对他们进行猜测和怀疑。至少是，大家都结婚生子过小日子了，某某却坚持一个人独往独来，便不能不让人感到别扭，因为他竟如此地“不合群”。你既然“自外于国人”，“自绝于群众”，那就休怪我们不客气了。所以，坚持独身，拒绝他人介绍对象者，便往往被视为“孤僻”，在单位上会被“孤立”，甚至档案里没准也会被“记上一笔”。
更何况，“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他们本来就该结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句话说了上千年，想必是“真理”了。可惜，谁也没有认真弄清过，这个“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正当、应当还是当然的“当”。或者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说一个人到了婚龄，就拥有了可以结婚的“个人权利”，还是说被赋予了必须结婚的“社会义务”？恐怕没有人认真想过。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男孩子长大了，当然要结婚；女孩子长大了，当然要嫁人啦！为什么就“当然”呢？没有什么“为什么”，可见是“想当然”。但如果全中国都这么想，那么，不用想，也当然。
于是，婚嫁一事，就由“个人权利”变成了“社会义务”。既然是“社会义务”，也就“人人有责”，每个人便都有资格来关心，来过问，来插上一脚。显然，这正是作为中国文化思想内核的群体意识所使然。依照群体意识，人与人之间，既无分公私，亦无分你我。个人的事，也就是公共的事；他人的事，也就是自己的事。大家都该管，人人都能问。不问不管是不负责任，而不让别人来管则是不通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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