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的个人生活也很简单，没什么嗜好和娱乐，不爱游猎，也不算好色。他也喜欢一些小玩艺，但不玩物丧志。有些东西为他所喜爱，还是因为有用，比如眼镜。雍正因为眼力不好，特别喜欢眼镜。他曾命令工匠制作了多副眼镜，各处安放，以便他办公时随时取用。他还赐给王公大臣眼镜，目的是要他们勤劳公事。他甚至下令给扬灰处的工人发放眼镜，以为劳保用品。在“以天下为己任”方面，雍正确实做到了以身作则。
雍正也不是糊涂皇帝。他曾对群臣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于人情物理熟悉周知，不是那种没有阅历的娃娃皇帝，也不是那种只知享乐的纨绔阿哥。所以他自认为有资格也有能力严格要求臣下。而且，他认为，只要君臣双方都相待以诚，臣下不挖空心思讨好皇上或欺瞒皇上，皇上也用不着猜忌臣下、防范臣下，则双方完全可以建立起一种朋友式的关系，比如他和鄂尔泰。
显然，雍正对臣下的要求不低。不但要求他们献身，而且要求他们交心；不但要求他们听话，而且要求他们尽心。一句话，谁心里都不存一点别的念头，“只是一个至诚”。
雍正想得倒好，可惜办不到。君臣分际，隔如天壤。一个高高在上，雷霆雨露都是恩；一个匍匐在下，稍不留神就是错。天差地别如此，哪里还能“贴心”？又哪里贴得拢来？还说交心什么的，拉倒吧！臣下的心思，瞒都瞒不过来，还敢交出去？即便是有所求，也不敢明目张胆。为什么呢？怕越分。比如田文镜想“抬籍”，就不敢对雍正说，只好请杨文乾代言。
田文镜原属汉军正蓝旗。正蓝旗是下五旗。田文镜不安于此地位，却不敢对雍正说，只好向下属河南布政使、汉军正白旗人杨文乾吐露心思。后来杨文乾当了广东巡抚，陛见时给雍正讲了，雍正便让田文镜入了正黄旗。
事后，雍正责问田文境“为何不以实告”，还说“朕甚嗔汝”。但嗔归嗔，田文镜下次还是不敢的。田文镜再糊涂，也不会不知道君臣之际不是什么“恩义兼崇”，而是“天上人间”，哪能不拘形迹，无话不谈呢？
其实就连鄂尔泰，心里也很明白：他对雍正，也是不能把所有的真话都讲出去的。比如雍正嘴巴上说“朕素不言祥瑞”，其实最喜欢搞祥瑞，这就不能戳穿。不但不能戳穿，还要起劲搞。所以鄂尔泰居然是地方官员报祥瑞的第一名。以鄂尔泰之精明，怎么会不知道“一禾九穗，牛生麒麟”等等其实是胡说八道？但他认为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也有助于增强雍正的自信心。这就像说一个老太太看上去只有十七八一样，是一种“善意的谎言”，不必较真，也不能较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姓刘的大理令因此而奚落他时，他不但不记恨，反而向雍正保荐了这个官员。他心里有数嘛！
雍正自己心里也应该有数。他对群臣说：“君臣之间惟以推诚为贵，朕与卿等期共勉之。”但他自己，能对臣下不猜忌、不防范、不整治吗？比如雍正暗示大家起来揭批年羹尧时，大家都不揣摩，都不动作，或者傻乎乎地说年羹尧这个人多少还有些功劳，雍正能满意吗？显然，不揣摩是不可能的。而且，说句不好听的话，揣摩不到位才是糟糕。四年（公元1726年）底五年（公元1727年）初，两总督三巡抚报告黄河水清。古人云：“黄河清，圣人出。”当然是祥瑞。雍正大喜，给文武百官每人加了一级。这时，有个大理寺卿名叫邹汝鲁的，写了篇《河清颂》来拍马屁，内有“旧染维新，风移俗易”两句，意思是说正因为皇上搞改革，实行新政，黄河才变清了。谁知却使雍正大为恼怒，质问邹汝鲁“所移者何风？所易者何俗？旧染者何事？维新者何政？”一怒之下，将他革职，罚到荆江工程去修水利。你想，马屁拍不好都要倒血霉，把真话都讲出来岂不更是冒傻气？
实际上，雍正并不完全反对揣摩和逢迎。鄂尔泰报祥瑞，就是吹牛拍马，怎么就没有罪反倒有功？可见，雍正也喜欢有人来拍马屁，和别的皇帝没有什么两样。他讨厌的，是瞎揣摩和乱逢迎，比如前面那位写《河清颂》的老兄就是。雍正推行新政不假，希望有人来唱颂歌也是真。可是雍正要作秀，要按照中国文化的老传统，把黄河变清归功于圣祖仁皇帝在天之灵的赐福，邹汝鲁偏说是什么推行新政的结果，这不是唱反调吗？再说，雍正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说他和康熙不一样，说他不敬天，不法祖，不到三年就更改为父之道，既是康熙皇帝的“不肖（不像）之子”，又是康熙皇帝的“不孝之子”。邹汝鲁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马屁拍到马蹄子上，当然会挨上一脚。
那么，要怎样做才对？雍正认为，关键是要诚。也就是说，即便是拍马屁，也要拍得诚恳。如果不是诚心诚意来拍马屁，那就不如不拍，老老实实做你自己的事去。只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是公，就是忠。即便不说什么奉承话，雍正也不会恼怒只会嘉奖。从这一点讲，雍正倒是比许多离开奉承话就活不下去的皇帝高明得多，他并不要求每个人都拍马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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