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道德却要求平等。原始社会之所以有一种恩格斯说的“纯朴的道德”，就因为在氏族和部落内部，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这种平等，就不会有道德的要求。就拿仁义礼智信来说，仁就是爱人，义就是助人，礼就是敬人，智就是知人，信就是信任他人和取信于人。但如果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所有这些就都无从谈起。不平等的人怎么相爱呢？又怎么可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呢？
可见，问题并不在于或并不完全在于“以道德代法制”，还在于这种用来代替法制的“道德”又是不道德或不完全道德的。既然如此，这种制度的碍难成功和必然走向山穷水尽，也就自不待言。因为“以道德代法制”原本就有问题，何况这“道德”还不一定道德！
那么，我们又为什么要选择这种道德，这种制度？
因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正如“以道德代法制”未必就不行，群体意识也未必就不好。人，毕竟是社会的存在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或人较动物的高明之处，确如儒家所言，是人能“群”。人的自然生存能力并不如动物。他力大不如牛，速疾不如马，高飞不如鹰隼，深藏不如鱼龙，惟有结成群体，才能克服个体无法克服的困难，承受个体无法承受的压力，从而存活下来发展下去。当然，动物也有群。但动物的群不如人牢靠，因此才有“如鸟兽散”的说法。可见，自觉地意识到必须群，是人之为人的特征之一。
问题在于，任何群体都是由个体集合起来的。否认个体的存在价值，其实也就等于否定了群体。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化犯了一个错误：只强调群体的意义，不承认个体的价值。群体总是伟大的，叫“一大群”。个体总是渺小的，叫“一小撮”。甚至在前些年，当一个“个体户”还是有风险和被人看不起的。我们总是被告知：“大河不满小河干，锅里没有碗里也不会有。”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锅里没有，碗里也确实不会有，但如果小河都干了，则不知大河里的水又从何而来？
否定个体的存在价值，也就必然不承认个体的独立人格。没有独立人格，就没有自由意志，也就没有民主和法制。这样，赖以维系群体的，便只能是人身依附关系。那么，这样一种人际关系要怎样才能维持呢？无非两个办法，一是暴力，二是哄骗。这两种手段咱们都有，那就是“霸道”和“王道”，也就是高压和怀柔。不过，高压和暴力难以持久，还是尽量以怀柔和哄骗为好。三纲五常这些“伦理道德”，就是用来干这活的。
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就一定要以道德代法制，而且那“道德”也一定是不道德的。因为非如此，便不足以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
人与人之间既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则其中的每个人也就都不可能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因为依附者既然要依附于他人，就得交出自己的意志和人格；而被依附者为了保证他人心悦诚服和心甘情愿的依附，也不能不多少迁就一下依附者，尤其是迁就一下他们的“集体意志”和“集体愿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或无法反对的“道德的象征”，宽和仁爱，通情达理，没有个性，还能行礼如仪。这正是刘邦能当皇帝而雍正难免挨骂的原因：刘邦几乎没有任何个人的主张，雍正却个性太强。
项羽、曹操、武则天、海瑞，也一样。
事实上，本书品评的这几个人物之所以那么有魅力，就因为他们有个性，而且个性很强。比方说，项羽就比刘邦有个性，曹操就比刘备有个性。所以，尽管项羽打了败仗，曹操背了骂名，我们还是打心眼里更喜欢项羽而不是刘邦，更喜欢曹操而不是刘备。不过实在地讲，刘邦毕竟还有些个性，也还不乏可爱之处，刘备就一点也不可爱了。老刘家祖孙相去如此之远，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其实，岂止只是老刘家，整个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也都有点江河日下的味道：明清不如宋元，宋元不如汉唐，而汉唐又不如先秦。不信你拿海瑞和曹操比比，拿雍正和项羽比比，就不难发现他们也不可同日而语。海瑞当然比曹操道德高尚，却也乏味得多。雍正和项羽相比，显然成熟多了，却远不如项羽让人激动，令人心仪。甚至连死，都死得不如项羽，真是“死不如他”。文化毕竟是为了人和属于人的。如果“人”越来越缺乏个性和魅力，那么，这种文化自身还能有多少魅力，就十分值得怀疑。
这似乎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时曾说过，希腊艺术和史诗是“高不可及”的，希腊文化作为人类童年时代“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也是“永不复返”的。的确，西方现代文明尽管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较之希腊文明，却少了许多天真烂漫和英雄气质。这就像一个老年人，即便功成名就，英雄盖世，也总不如青春年少那么迷人和动人。先秦汉魏是我们民族文化“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当然应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所以，雍正不如项羽可爱，海瑞不如曹操有趣，也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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