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袁绍没有头脑，董卓之乱其实就是他惹的祸。灵帝去世后，士人和宦官的矛盾白热化，双方都大开杀戒。大将军何进先下手为强，杀掉了宦官头目之一、上军校尉蹇硕，接管了上军。这时，袁绍便劝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宦官统统杀掉，斩草除根。然而何进却很为难，因为他的妹子何太后不同意。何太后因当年毒杀刘协的生母王美人，差点被灵帝废掉，多亏宦官求情才过了关，现在当然也不肯对宦官下手。于是袁绍又给何进出主意，劝他多召四方猛将，尤其是并州牧董卓入京，以威逼太后。董卓就是这样进京的。
这实在是馊主意。连老百姓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何况是董卓这样的凶神？只怕是引狼入室。更何况根本就没有必要。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曹操听到这个消息，就曾经笑着说（注意曹操又笑了），要解决宦官问题，只要诛杀几个为首的元凶就行了。这是只用一个狱吏就能办到的事，“何必纷纷召外将乎”？结果，董卓还没进京，何进就先成了宦官们的刀下鬼。董卓一进京，皇帝也废掉了，太后也毒死了，洛阳变成了一片火海和废墟，这都是袁绍惹的祸！
袁绍这事确实做得蠢。且不说他引进的，是自己根本控制不了的一股恶势力，即便来的真是“仁义之师”和“勤王之兵”，也大可不必。正如曹操所说，宦官之所以得势，是因为皇帝亲近信任他们。如果皇帝不宠信，就成不了气候。杀鸡焉用牛刀，何况这刀还不在自己手上？兵者凶器也。刀，是不能随便出鞘的。刀出鞘，就要见血。没有鸡可杀，便会杀牛。何进、袁绍辈就是该着挨杀的蠢牛犟牛。如果不是袁绍主张把宦官赶尽杀绝，逼得张让他们走投无路，狗急跳墙，何进或许还不会死于非命。搞宫廷政变是得心狠手辣，但不等于嗜血成性，更不等于滥杀无辜，最狠毒的打击只能施加于最凶险的政敌。事实上，所谓政治斗争，说穿了，就是人事的变更，权力的均衡，利益的再分配和人际关系的重新调整。得到的支持越多，胜利的可能就越大，因此应该“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怎么能像袁绍主张的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杀个一干二净？何况太监当中也有好人，又岂能滥杀？可惜袁绍他们不懂这个道理。何进被谋杀后，袁绍带着军队在京城捕杀太监，看见不长胡子就一刀砍将过去，许多年轻人只好脱裤子“验明正身”（《三国志·袁绍传》的说法是“自发露形体而后得免”），弄得人心惶惶。这就是给自己树敌了；而树敌过多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所以曹操说：“吾见其败也。”
盟主如此，他人如何？也不怎么样。比如孔伷，是个夸夸其谈的人，当时的说法叫做“嘘枯吹生”，也就是能把死的说成活的，活的说成死的，可惜能说不能干。韩馥，则是个没有主张的人。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英雄记》，当时各路诸侯大兴义兵的时候，东郡太守桥瑁假借京师三公的名义写信给他，说是“企望义兵，解国患难”，韩馥居然问部下，我们是应该帮袁绍，还是应该帮董卓？他的谋士刘子惠说，我们兴兵为国，讲什么袁绍、董卓！弄得韩馥面红耳赤。
不过刘子惠这个人也不咋的。他给韩馥出的主意，竟是按兵不动，观望。刘子惠说，“兵者凶事，不可为首”，我们还是先看看别人（往视他州），有人动了，我们再动。这话韩馥听进去了，因为他最害怕的，是别人来抢他的地盘。袁绍和董卓翻脸后，逃出京城，董卓原本是要追捕他的。正好有几个名士和袁绍关系好，又得到董卓的信任，就劝董卓说，袁绍不过是不识大体，仓皇出逃，其实胸无大志。如果逼急了，反而狗急跳墙。不如任命他做一个太守，他必定感恩戴德。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如果收服了袁绍，那么太行山以东，不就都是您的了吗？董卓一想有道理，就任命袁绍为渤海太守。袁绍逃到冀州，又被任命为渤海太守，韩馥就怕得要死，竟然派了兵去监视他，害得袁绍动弹不得。后来，韩馥也参加了关东联军，袁绍才得以行动。韩馥既然是这么个货色，怎么会去打头阵？
其他人的想法也差不多。所以联军建立以后，谁都不动，《三国志·武帝纪》的说法是“绍等莫敢先进”。曹操看不下去，对他们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曹操指出，如果说过去要讨伐董卓确有困难，那么，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了。为什么呢？因为过去董卓“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虽然倒行逆施，却能为非作歹。现在不同了。他焚烧京城，劫持皇帝，海内震动，举国愕然，这是老天爷要灭他了（此天亡之时也）。所以曹操说：“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
但是谁都不听他的，曹操只好孤军奋战，只有张邈派了一支小部队帮他，“队长”则是当年资助过曹操的卫兹（邈遣将卫兹分兵随太祖）。这一仗打得并不顺利，曹操自己也差一点阵亡，幸亏堂弟曹洪把马让给他，才得以脱身。回到酸枣大营，关东军十几万人，按兵不动，诸侯们“日置酒高会，不图进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整天开派对，泡酒吧，玩电子游戏。曹操悲愤地说：“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之望，窃为诸君耻之！”然而还是没有人听他的。曹操再一次感到报国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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