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袁绍这边怎么讲。
袁绍的谋士沮授和田丰倒没有（也不可能）对曹操和袁绍作全面的比较，但是，他们却提到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发动这场战争是否正义。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沮授和田丰对袁绍说，战争连年不断（师出历年），民众疲惫不堪（百姓疲弊），国库空无一物（仓庾无积），税费有增无减（赋役方殷），这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因此，应该发展生产，安定人民，派使节向天子报告我们的成就。如果去不了，就公开状告曹操阻碍尊王之路，破坏统一大业，然后用运动战、游击战和持久战对付他。不出三年，“事可坐定”。
这个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先将曹操置于不义，是为“有理”；以强制弱，以逸待劳，是为“有利”；步步为营，循序渐进，是为“有节”。但是审配和郭图反对。反对的原因，在审配，可能是因为糊涂；在郭图，则多半是拍马屁。郭图知道袁绍急功近利，自视甚高，就和审配一起说，兵法讲，我方十倍于敌就包围，五倍于敌就进攻，旗鼓相当就可以打他一仗（十围五攻，敌则能战）。如此看来，以主公之神武，军队之强大，消灭一个小小的曹操，那不是易如反掌（譬若覆手）吗？现在不抓紧，以后就来不及了。这显然是夸夸其谈，空谈误国，毫无实质性内容，因此沮授不能不予以痛斥，话就说得比较重了。
沮授说，平定动乱，诛灭残暴，叫做“义兵”（救乱诛暴，谓之义兵）。穷兵黩武，仗势欺人，叫做“骄兵”（恃众凭强，谓之骄兵）。义兵是战无不胜的（兵义无敌），骄兵则是必败无疑的（骄者先灭）。现在，天子在许，“举兵南向，于义则违”。何况曹操法纪严明，士卒精锐，哪里是像公孙瓒那样坐以待毙的？以骄兵战义兵，已是不利；以无名伐有名，更是失理。如果再不讲究策略，一心只想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失策了。所以沮授说：“今弃万安之术，而兴无名之兵，窃为公惧之！”
沮授这话，是说到根本了。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因此，战争的胜败，并不仅仅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弱。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也不能只考虑实力（庙胜之策，不在强弱），更应该考虑政治上是否正确，道义上是否在理。像袁绍这样，兴兵不义，师出无名，岂有不败之理？可惜袁绍不懂这个道理，听信郭图等人的强词夺理，结果在政治上和道义上就先输给了曹操。在战略上，又急功近利，务虚名而不顾实际，当然会碰个头破血流。可以说，政治上失利，道义上失理，战略上失策，是袁绍失败的首要原因。
袁绍指挥上也失误。战争之初，中曹操声东击西之计，不守白马，驰援延津，是一误；曹操还军官渡以后，不知曹操是以退为进，以守为攻，挺进官渡，是二误；相持阶段，派刘备和刘辟在许县周边骚扰，却不接受许攸的建议劫持天子，是三误；曹操奇袭乌巢时，接受郭图的意见，派轻兵救援乌巢，派重兵攻打官渡，是四误。袁绍指挥这场战争，可以说是一误再误。官渡之战的结局，与其说是因为曹操用兵如神，不如说是因为袁绍愚蠢透顶。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主帅一错再错，战争就一败涂地。
指挥失误的根本原因是袁绍并不具备帅才。荀彧就说袁绍的特点，是“迟重少决，失在后机”，也就是见事迟，反应慢，优柔寡断，总是错过时机。相反，曹操则“能断大事，应变无方”，也就是能够当机立断，随机应变。《三国志·武帝纪》说，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战即将打响的前夜，曹操忙里偷闲打了刘备一家伙。当时大家都说，和明公争夺天下的不是袁绍吗？怎么去打刘备？曹操说，刘备是真正的人杰。现在不灭了他，后患无穷。大家又说，袁绍正大兵压境，我们去打刘备，袁绍抄我们的后路怎么办？曹操说放心吧！袁绍“虽有大志而见事迟”，他一定不动。果然，一直到曹操打完了刘备，俘虏了关羽和刘备的老婆孩子，重新回到官渡时，袁绍也没动一下。据《三国志·袁绍传》，当时田丰曾经建议袁绍趁机袭击曹操。袁绍却说小儿子正在生病，不肯出兵，气得田丰用手杖敲着地说，千载难逢的机会呀！却说什么儿子生病！
指挥失误的另一个原因是用人失当。说起来，袁绍手下是很有些人才的。颜良、文丑有勇，田丰、许攸有谋，沮授、郭图多智，审配、逢纪尽忠，所以孔融曾经断言曹操不是对手。据《三国志·荀彧传》，孔融曾对荀彧说：“田丰、许攸，智计之士也，为之谋；审配、逢纪，尽忠之臣也，任其事；颜良、文丑，勇冠三军，统其兵，殆难克乎！”
然而荀彧却认为毋庸忧虑。不可否认，这些人都是人才，但这些人都有毛病：“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刚而犯上，计谋就难被采纳；贪而不治，忠诚就没有保证；专而无谋，决策就难以周全；果而自用，做事就难免霸道。荀彧甚至还预料，如果许攸的家人犯法，审配和逢纪这两个尽忠之臣一定会不讲情面，执法如山，许攸也一定会叛变。至于颜良、文丑，则不过匹夫之勇，“可一战而擒也”。结果完全如荀彧之所言，田丰被囚，许攸叛逃，颜良和文丑丢了脑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