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的愚蠢、固执和狂妄是三位一体的。他因狂妄而固执，因固执而愚蠢，又因愚蠢而狂妄。他蠢就蠢在没有自知之明。因为没有自知之明，他狂妄，总认为自己天下无敌，因此愚蠢。因为愚蠢，他总认为自己决策英明，因此固执。因为固执，他听不进任何不同意见，因此失败。可以说，袁绍的失败，乃是做人的失败；而他做人的失败，又是性格使然。
袁绍的性格特征是内心分裂。荀彧就说他“貌外宽而内忌，任人而疑其心”。《三国志》则说他“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内多忌害”。也就是说，袁绍这个人，看起来温文尔雅，宽宏大量，风度翩翩，其实心理阴暗。他见不得别人比自己风光，容不下别人比自己聪明，受不了别人比自己正确。他打曹操，就因为曹操比自己风光；他贬沮授，就因为沮授比自己聪明；他杀田丰，则因为田丰比自己正确。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袁绍兵败官渡以后，将士们捶着胸脯痛哭流涕，说如果田丰在这里，我们不会落得这个下场。袁绍自己也觉得没面子，就向逢纪问田丰的态度。逢纪说，田丰在狱中幸灾乐祸，拍手大笑，说自己料事如神。结果，袁绍回到邺城，第一件事就是杀了田丰。
其实，即便没有逢纪的谗言，田丰也必死无疑。据《三国志·袁绍传》，当朋友向田丰祝贺，说“君必见重”时，田丰的回答却是“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田丰实在是太清楚袁绍的为人了。如果打了胜仗，心里高兴，还有可能释放田丰出狱，一方面显示他的宽宏大量，另方面也可借这个“反面教员”来证明自己的伟大英明。打败了仗，恼羞成怒，便一定会迁怒于别人，拿别人的人头来给自己出气，杀正确的人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这样的人真不是东西！
甚至就连袁绍的老婆，也不是东西。据《三国志·袁绍传》裴松之注引《典论》，袁绍尸骨未寒尚未殡葬（僵尸未殡），他老婆刘氏就把袁绍的宠妾五人全部杀死，说都是这些狐狸精害死了她老公。杀了不算，还要毁容，说是以免在九泉之下继续勾引袁绍。袁尚则助纣为虐，帮他妈把这些女人的家属也杀了。这就和曹操截然相反。曹操是打了败仗检讨自己，打了胜仗感谢别人的。他夫人卞氏也很厚道。《三国志·后妃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她常常趁曹操外出的时候把离异了的丁夫人接回家来住，自己执侍妾礼，平时也经常送衣送食，问寒问暖。比较一下曹操和袁绍以及他们的夫人，谁该胜谁该负，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的确，兴亡谁人定，胜败岂无凭。现在看来，曹操的胜利，袁绍的失败，应该说是胜败有凭。事实上，曹袁二人的高下之别，很早就已经显示出来了。据《三国志·武帝纪》，还是在刚刚起兵讨董卓的时候，袁绍就问过曹操，如果讨伐董贼不能成功，你看哪方面能做我们的依靠和凭据（方面何所可据）？曹操反问，足下的意思呢？袁绍回答说，南据黄河，北占燕代（泛指今河北北部和山西东北一带），兼领戎狄（指乌桓），南向以争天下，或许可以成功吧？曹操听了肚子里好笑，心想如果人是没有用的，躲到哪里也没有用，便淡淡地说，照我看，任用普天下的智能之士，用正道和正义来统帅他们，就左右逢源没有做不了的事（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在这里，曹操利用汉语词汇的多义性，表达了他与袁绍不同的政治见解。袁绍问“方面何所可据”，这个“方面”，可以理解为地理位置，也可以理解为政治条件；据，则既可理解为据点，也可理解为凭据。如此，则曹操的话就可以理解为：只要依靠正义和人才，什么地方都是根据地。曹操的见识，已明显地高出于袁绍之上。这也是曹操后来与袁绍逐鹿中原时的态度：你打军事地理牌，我打政治人才牌，咱哥俩就玩他一把好了！
曹操很早就意识到，正义的旗帜和精锐的队伍是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荀彧就说，袁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相反，曹操则是既能聚人，又能用人的。那么，曹操为什么能够聚人，他的用人之道又是怎样的呢？
请看下集：海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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