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阳、崇文、宣武、德胜、安定、东直、西直、朝阳、阜成这九门，就是严格意义上的京师之门。所以清代的“首都卫戍司令”，便叫“九门提督”；而九门当中最南端的正阳门，便是京城内城的正门、前门。它是北京最重要的城门。它的北面，是壁垒森严的皇城和宫城，是金碧辉煌的王府和皇宫，是老百姓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它的南面，是北京城的门户地带，拥有最大的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那里的婆娑杨柳、绚丽牌楼、繁忙店铺、喧闹街市，曾是“北京最美妙、最诱人的街景之一”。那里也是帝王禁苑与平民市井之间巨大的中间环节，因此老百姓把正阳门叫做“大前门”。
其实，真正的“前门”，说起来应该是永定门。它是京城外城的正门。1553年修建的外城，原来是要环绕内城的，后因经费不足，只修了南城一方，结果整个京城就变成了一个“凸”字形。京城外城周长28里，开有七门。南端正中为永定门，左右两边为左安门、右安门，东西两边则是广渠门、广安门，东北和西北角与内城相接处，又开有两门，即东便门和西便门。“外七内九皇城四”，如果再加上围绕外城的护城河和城外岭上的长城，北京城真可谓“门开八面，固若金汤”。除此以外，在天安门外长安街上原有左右长安门（又称青龙门、白虎门）。民国时期，又新辟了和平门（始称兴华门）、建国门（始称启明门）、复兴门（始称长安门）。这些都是大门。至于那些不大上得了“台盘”的中门、小门，就数不胜数。
这就是北京，这也就是北京城。要言之，所谓“北京城”，实际上就是由这些一重一重的“墙”和一道一道的“门”构成的。其中，“门”显然又比“墙”更重要。没有墙，固然城而不城，但如果没有门，则城也就是死城。门之于城，不但是出入之口，而且是方位所在，功能所在，意义所在。可以说，把握了北京的“门”，也就差不多把握了北京。
北京诸门之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天安门。
天安门是北京的象征。
只要一提起北京，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新中国人，首先想到的便是天安门。每个初到北京的人，第一个要去看的地方，也差不多都是天安门。的确，在中国，又有哪座门，能像天安门那样和北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在中国人民的历史画卷和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呢?举世瞩目、揭开了中国新文化第一页的“五四运动”，就是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是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的。本世纪许多重大政治事件，也都在天安门前的广场上演出。天安门在每一个热爱祖国、尊重历史的中国人心目中，不可能不地位尊崇。
天安门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明清时代北京城市规划和城市营造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由一条18里长的南北中轴线贯穿全城。它的南端起点，是永定门；北边终点，则是地安门外的钟鼓楼。从南到北，依次有永定门、正阳门（前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神武门、地安门等等，天安门恰恰正在这条中轴线的正中。它是京、皇、宫三城中间那个城即“皇城”的正门。门外，南北大道是“御道”，东西大街是“天街”，其地位之重要、特别，已毋庸置疑。如果说，北京的门是我们解读北京的“入门之门”，那么，天安门便是“门中之门”。
其实，即便在封建时代，天安门的地位也非同一般。
天安门原名承天门，清人入关后改为天安门。但不论“奉天承运”也好，“敬天安民”也好，作为皇城的正门，它都是国脉所系、国威所在、国家权力的象征。事实上，天安门历来就是封建王朝举行国家大典的地方。那时，皇帝如果要颁布诏书，就在太和殿登极用宝。用宝后的诏书，要置于“云盘”中，用彩亭奉送天安门城楼，交宣诏官宣读，文武百官则在金水桥南排班聆听。宣诏完毕，诏书用木雕的金凤衔着由城楼上放下，交礼部誊写，诏告天下，谓之“金凤颁诏”。可以说，从那时起，天安门就以其不同寻常的特殊地位而为众望所归。
不过那时的广场，可比现在小得多，只有11公顷，比作为现在天安门广场配套建筑的人民大会堂（占地15公顷）还小。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那时国家并不属于人民，有资格恭逢如此盛典，能够到天安门城楼下跪班听诏的，人数极其有限。有11公顷的地方，已经完全够用，而且也足以让地方衙署和小国边邑相形见绌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成了共和国的主人，如此“弹丸之地”，显然已不敷使用。1949年，为举行开国大典，新中国的奠基者们曾对广场进行了拓展修整。1959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三面红墙全部予以拆除，东西两翼拓为通衢大道，革命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分立广场东西两侧（取“左祖右社”之意），人民英雄纪念碑屹立中央，并向人民群众开放。过去专属帝王使用、严禁庶民涉足的皇家禁区，真正成了“人民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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