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中原文化被视为华夏正宗的时代，岭南文化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族文化”，岭南人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野之人”。直到现在，不少北方人还把广东人视为茹毛饮血的吃人生番，因为据说他们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离吃人也不太远。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长虫（蛇）、吃蛤蟆（青蛙）、吃蚂蚱（实为禾虫）、吃蟑螂（名曰龙虱，实为水蟑螂），吃猫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种北方人不吃的东西。这就不能不使北方人把广东人视为怪异而与之划清界限。据说，当年六祖慧能向五祖弘忍求法时，弘忍便曾因他是“岭南人”而不肯收留，说：“汝是岭南人，怎生作佛？”谁知慧能答道：“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一句话，说得湖北人（一说江西人）弘忍暗自心惊，另眼相看，不但收留了慧能，而且把衣钵也传给了他。
慧能无疑是使北方人对岭南人刮目相看的第一人。他得到禅宗衣钵后，连夜逃出湖北，回到岭南，隐居十几年，后来才在广州法性寺（原制旨寺，今光化寺）脱颖而出，正式剃度受戒为僧，以后又到广东曹溪开山传教。不过，慧能开创的禅宗南宗虽然远播中土，风靡华夏，成为中国佛教第一大宗，也使“岭南人”大大地露了一回脸，但他传播的，却并不是“岭南文化”。佛教和禅宗的主张，是“众生平等，人人可以成佛”，怎么会有“地域文化”的特征?我甚至相信，慧能的弟子们到中原去传教时，说的一定不是“岭南话”。
岭南文化的真正“北伐”，是在今天。
北伐的先遣军虽然是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以及唱碟、雪柜等新潮商品，但让文化人最感切肤之痛的还是那铺天盖地的粤语。今天，在中国一切追求“新潮”、“时髦”的地方，包括某些边远的城镇，饭店改“酒楼”（同时特别注明“广东名厨主理”），理发店改“发廊”（同时特别注明“特聘广州名美容师”）已成为一时之风尚。在那些大大小小的“酒楼”里，不管饭桌上摆的是不是“正宗粤菜”，人们都会生硬地扣指为谢，或大叫“买单”。“打的”早已是通用语言，“镭射”、“菲林”、“派对”、“拍拖”等粤语音译或广东土著名词也颇为流行。一些内地传媒也开始频繁使用“爆棚”、“抢眼”之类的字眼，并以不使用为落伍、为土气。至于“芝士圈”、“曲奇饼”之类大人们不知为何物的食品，更早已成为“中国小皇帝”们的爱物。
一句话，过去的怪异，已变成今日之时髦。
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行动。如今，广州人或广东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已越来越成为内地人们的仿效对象。人们仿效广州人大兴土木地装修自己的住房，用电瓦煲汤或皮蛋瘦肉粥，把蛇胆和蛇血泡进酒里生吞，大大地抬起了当地的蛇价。这些生活方式当然并不一定都是从广州人那里学来的，但广州的生活方式无疑是它们的“正宗”。总之人们的“活法”开始与前不同。除学会了喝早茶和过夜生活、跳“的士高”和说“哇”外，也学会了炒股票、炒期货、炒“楼花”和“炒更”，自然也学会了“跳槽”，“炒”老板的“鱿鱼”和被老板“炒鱿鱼”，或把当国家公务员称为“给政府打工”（广州人自己则称之为“打阿爷工”）。显然，广州文化或以广州为代表的广东文化对内地的影响已远远不止于生活方式，而已直接影响到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其势头比当年上海文化之影响内地要大得多、猛得多。如果说，上海人曾在全国造就了许许多多“小上海”，那么，广东人却似乎要把全国都变成“大广州”。
似乎谁也无法否认，广州和广东文化已成为当代中国最“生猛鲜活”也最强势的地域文化。
但显然，它又远非是“地域”的。
以“挡不住的诱惑”风靡全国的广州广东文化，其真正魅力无疑在于其中蕴含的时代精神，而不在其文化本身。人们争相学说粤语，并不是因为他们突然发现粤语有多么好听；人们争相请吃海鲜，也并非因为大家都觉得海鲜好吃，何况内地酒楼的海鲜也未必生猛。人们以此为时尚，完全因为这个地区在改革开放中“得风气之先”，走在改革开放的前列，成了国人羡慕的“首富之区”，这才使它们那怪异的生活方式和名词术语沾光变成了时髦。因此，是改革开放成全了广州广东，而不是广州广东成就了改革开放。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广州仍将只不过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南国都市，顶多和武汉、成都、西安、郑州、南京、沈阳平起平坐罢了，尽管它有好看的花市、好喝的早茶、好吃的粤菜和好听的广东音乐。但，在二十多年前，有多少人真把它们当回事呢?
现在可就不一样了。普天之下，真是何处不在粤语文化的浸淫之中!毫不奇怪，人们对于有着经济优势的地域及其文化总是羡慕的，而文化的传播和接受又总是从表层的模仿开始的。当我们学着广州人穿T恤、喝早茶、泡酒吧，大声地欢呼“哇”时，我们不是在学广州，而是在学“先进”。似乎只要两指在桌上轻轻一扣，就成了服务员不敢慢待的广东“大款”，也就加入了现代化的潮流。看来，一种文化要想让人刮目相看、趋之若鹜，就得有经济实力作坚强后盾；而粤语文化的大举北伐并大获成功，则又首先因于这个地区经济上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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