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孔融只是说些风凉话，或者话说得刻薄一点，也许曹操忍一忍也就罢了。可惜孔融还要攻击曹操的政治路线和政治纲领，对曹操的每一重大决策都要表示反对，这就使曹操不能容忍。比方说，官渡之战时，孔融就在朝廷散布袁绍不可战胜的言论，遭到荀彧的驳斥，事见《三国志·荀彧传》。又据《后汉书·孔融传》，孔融曾上书朝廷，提出应该按照古代的制度，首都千里之内不封侯。曹操便疑心是冲着自己来的，是要把自己这个侯爵打发到千里之外去。加上孔融和刘备关系非同一般，曹操便决定在用兵荆州之前，先消灭了孔融。
但孔融毕竟不是什么无名鼠辈，杀他还得讲点程序。正好，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改革官制，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新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部长）就是前面一再提到的郗虑。郗虑原本与孔融不和，对曹操的任命也心领神会。据《孔融传》，郗虑很快就收集到孔融的罪证，并让一个叫路粹的人写了举报材料。其中最严重的一条，是扬言“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卯金刀就是刘（劉）字。这便是谋反了，当然该杀，可杀。于是孔融很快就被下狱、处死，时年五十六岁，老婆孩子也统统受到株连。
不过曹操杀孔融，用的却不是“谋反”的罪名，而是“不孝”的罪名。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因为孔融名气太大，曹操怕别人不服，还特别公布了罪状。据说，孔融有两条“不孝言论”。一是说，父与子，有什么恩？论其本义，不过当时情欲发作而已。子与母，又有什么爱？就像一件东西暂时寄放在瓦罐里，倒出来后就什么关系都没有了。二是说，闹饥荒时，有点吃的，如果父亲不好，便宁肯拿给别人去吃。这样的言论，当然是“不孝”。所以曹操在布告上恶狠狠地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也就是说，孔融不但该杀，而且还杀晚了。
这是典型的以言治罪，也是典型的专制政治。首先，我们并不知道孔融是否真有上述言论，布告上讲是听祢衡说的。祢衡从孔融那里听说后，便到处传播，影响恶劣。然而祢衡已死，死无对证，哪里说得清？依我看，这话倒像是祢衡说给孔融听的。但曹操说是孔融所说，那就是，不容申辩的。其次，即便这话系孔融所说，也顶多是不像话，有错而无罪。但曹操那个时代是不讲人权的，连“腹诽心谤”都有罪，何况“猖狂攻击”？当然该死。第三，曹操自己说“唯才是举”，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也不要紧，怎么可以因为不孝而杀人呢？岂非出尔反尔、自打耳光？再说，孔融只不过有不孝的言论，曹操还把它用到组织路线和人事政策上去了，岂不更该杀？不过，这些话我们并不能去问曹操。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其实，曹操用不孝的罪名杀孔融，用心是很深的，再次表明曹操是极有心计的政治家而孔融是意气用事的书呆子。首先，汉王朝历来主张以孝道治天下。曹操杀孔融，说明他维护孝道，而维护孝道就是维护汉室。这就光明正大，同时还洗刷了自己“谋篡”的嫌疑，政治上又捞了一票。其次，这样做，不但能消灭孔融的肉体，还能诋毁孔融的名誉。你想，孔子的二十世孙居然主张不孝，他的人品还靠得住吗？一个连祖宗都背叛的人，难道还不该死吗？显然，曹操不但要整死孔融，还要让他遗臭万年。这一招是非常狠毒也非常厉害的。因此陈寿作《三国志》时，便不敢为孔融立传。
说来曹操的杀孔融，除消灭异己外，也确有正一正风气的目的。只不过这风气与孝不孝没有什么关系，却与政治关系颇大。我们知道，东汉末年，许多名士都以“清流”相标榜。其中自然有洁身自好的高洁之士，也不乏沽名钓誉之徒。但不论何种“清流”，共同的特点，是才气大脾气也大，或没有才气脾气却很大。他们都自命清高，不肯与所谓俗人来往，也不肯和当局合作，或装作不和当局合作。如果只是个人生活闹闹脾气，还不要紧，然而他们还要把这种风气带到政治生活中来，而且弄得影响很大，这就不能不让曹操头疼。曹操是一个在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他要专政，岂容别人天天说他的怪话？他要用人，岂容大家都不来合作？这就要杀一儆百，而孔融正好是这样一只大公鸡。
祢衡死了，事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孔融死了，事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荀彧死了，事在建安十七年（212年）。以后，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和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曹操又先后杀了崔琰和杨修。他们的死，在当时也既是大案，又是疑案，而且情况与前三人不同。那么，崔琰和杨修又是为什么被杀的呢？
请看下集：命案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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