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何兹全先生却另有说法，他认为襄樊战争是关羽“在一个不是时机的时候的一次军事冒险”。按照何先生《三国史》的观点，刘备刚刚夺取汉中，正需要稳定局势，休养生息，岂能一战再战？此其一。刘备已定汉中，关羽再取襄樊，一前一后，并非两路出兵东西夹击，何况天下无变，不符合诸葛亮的设计，此其二。关羽之军，貌似声势浩大，其实力量有限。如果没有洪水帮忙，他连降于禁、斩庞德恐怕都做不到。即便如此，樊城仍然久攻不下，而徐晃一军突入，关羽就只能撤围。也就是说，关羽的威力，是被夸大了。所以何先生说，孙权偷袭南郡，只是捡了个便宜。没有孙权的背后袭击，曹军也能反击，关羽也会失败，只不过不会败得那么惨罢了。
我个人认为，何先生所言甚是。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第一个大问题得出结论：第一，襄樊战争是关羽发动的，刘备没有授权或授意，但也没有反对。第二，关羽发动襄樊战争的原因，是胜利冲昏头脑，错误估计形势，以为可以再接再厉，一战而定乾坤；而刘备集团上下，则正如卢弼《三国志集解》引黄恩彤所言，是“但喜其胜，不虞其败”，放手让他进攻。第三，发动襄樊战争，时机不对，准备不足，是错误的。之所以有此错误判断，又与关羽的好大喜功有关。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刘备该不该让关羽都督荆州？
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回答了，因为你不能说刘备完全选错了人。首先，关羽忠诚，这个不成问题。其次，关羽能干。自从刘备起兵，南征北战，不管在什么时候，不分兵则罢，一旦分兵，一定是自己带一支部队，关羽带一支部队，可见其有独当一面的才干。第三，关羽在行。守荆州，是要能带水军的，偏偏关羽就能。当年刘备败于长坂坡，就是靠关羽率水军接应才脱离危险。关羽本是北方人，居然一到南方就能带水军，也可见其能干。忠诚，能干，内行，这样算下来，刘备入蜀，要留一员大将驻守荆州，还真非关羽莫属。
但是，关羽的性格有问题，那就是狂妄自大，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爱戴高帽子。据《三国志·关羽传》，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进攻成都，马超前来投奔。关羽因为和马超不熟，就给诸葛亮写信，问马超这个人的才能可以和谁相提并论。诸葛亮知道关羽耻为人下（亮知羽护前），就回答说，马孟起（马超字孟起）文武双全，雄烈过人，堪称“一世之杰”，可以和张益德（张飞）并驾齐驱，但还是比不上美髯公（关羽）之“绝伦逸群”呀！关羽看了，十分高兴，把诸葛亮的信递给来访的客人传看。
对于这件事，也有不同评价。有人说，诸葛亮真滑头，两边都不得罪。我说不是。相反，我认为，此时的诸葛亮虽然还不是丞相，却已经表现出丞相之才。丞相的任务是什么？是“燮调阴阳”，也就是处理好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关系。马超新来投奔，内心未免忐忑，必须予以肯定和安抚，何况人家本来就是人才，岂能贬损？然而关羽又不容有人超过自己，也就只好来他个“一世之杰”仍不如“绝伦逸群”了。
当然，诸葛亮这样说，也有副作用，那就是把关羽给“惯坏了”。不过这也不是诸葛亮一个人的责任，刘备集团包括刘备本人，也都要负责任的。因为他们也都让着关羽，给关羽戴高帽子，或者用戴高帽子的办法来对付关羽。据《三国志·黄忠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七月，刘备自称汉中王，拜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同时拟拜黄忠为后将军。当时诸葛亮就料定关羽必不高兴。因为论关系，黄忠不及张飞；论名声，黄忠不及马超。关羽岂肯与之“同列”？刘备说，没关系，我自有办法。刘备的办法是派费诗去做工作。据《三国志·费诗传》，费诗一到关羽那里，关羽果然就跳了起来，说大丈夫怎么能和一个老兵平起平坐！费诗不紧不慢地说，王者用人，不拘一格。汉王（刘备）破格提拔黄汉升（黄忠），不过因为他新立大功罢了。但在汉王的内心深处，汉升的轻重岂能和君侯（关羽）相提并论！君侯和汉王是什么关系？心心相印，血肉相连，等于是一个人。汉王的荣辱就是君侯的荣辱，汉王的祸福就是君侯的祸福，君侯难道还要和汉王讲价吗？我费诗只不过是个送信的，君侯不接受，费诗回去就是，只怕君侯要后悔。关羽闻言感悟，立即受拜。
费诗这样说，在刘备集团当中，已经算是敢摸老虎屁股的了，但也还是顺着毛摸。这说明刘备集团从来就是惯着关羽的，关羽变成了一个“惯坏了的孩子”。“惯坏了的孩子”有两个特点，一是任性，二是天真。因为惯坏了，所以任性；因为是孩子，所以天真。关羽就是这样一种人。因为任性，所以发动了襄樊战争；因为天真，所以被吕蒙和陆逊忽悠。因为既任性又天真，所以在处理敌、我、友关系时，犯了一系列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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