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所有这些，就是诸葛亮失声痛哭的全部原因吗？
不是。比如严冷先生的《三国史话》就认为另有原因。什么原因呢？严冷先生认为，原因就在《诸葛亮传》的那五个字--“戮谡以谢众”。谢众，大约也就是“以平民愤，以抑众怒”的意思吧！于是严冷先生问，杀马谡是军法从事，与“谢众”有什么关系？原来，诸葛亮使用马谡是“违众”的。据《三国志·马良传》，当时诸葛亮的帐下并非没有将才。比如魏延和吴壹，就是众人心目中合适的先锋人选（论者皆以为宜令为先锋）。然而诸葛亮却力排众议，起用马谡。诸葛亮是丞相，又是主帅。他要用马谡，别人当然没有办法，但不等于背后不嘀咕，心里没想法。马谡如果成功了，大家自然没有话说。可惜马谡不争气，丢了街亭，还当了逃兵。这下子麻烦就大了。前面说过，对于马谡的使用问题，刘备生前是打过招呼的。不用魏延、吴壹而用马谡，大家也是不同意的。偏偏诸葛亮一意孤行，要“违众拔谡”，结果一败涂地，请问他如何交待？恐怕浑身是嘴也说不清！
想当年一定是满城风雨议论纷纷。你想嘛，魏延是什么人？先帝宠信。吴壹是什么人？当今国舅。马谡是什么人？先帝叮嘱“不可大用”的人。你不用魏延、吴壹，偏用马谡，究竟什么意思？这种既违背先帝遗嘱，又违背众人主张的做法，该不该追究？当然要追究。因此，诸葛亮不但要杀马谡，还必须自贬三等。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所以要杀马谡，严明法纪固然是原因，平抑众怒就更是原因。用严冷先生的话说，就是“迫于众怒不得不杀之”。正因为是迫不得已，因此“悲愤之情”也就油然而生，而且难以遏制。
这是有道理的。的确，斩马谡不单是法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正因为是政治问题，我们就不能简单化。在我看来，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政治目的，并不简单地就是“谢众”。或者说，他杀马谡，并不仅仅因为在选拔先锋时“违众”。他要“谢”的“众”，也不仅仅是魏延、吴壹以及主张由魏延、吴壹担任先锋的人，而是蜀汉政权中所有的权势人物。我在上一集讲过，蜀汉政权是由三股政治势力组成的。第一股是荆州集团，以刘备、诸葛亮为代表，在蜀汉政权中坐头把交椅，不妨称之为“第一势力”。第二股是东州集团，以李严、吴壹为代表，坐二把交椅，不妨称之为“第二势力”。第三股是益州集团，以彭羕（广汉人）、杜琼（成都人）、谯周（阆中人）为代表，地位最低，坐三把交椅，甚至在野，不妨称之为“第三势力”。刘备死后，诸葛亮接管政权，位极人臣，大权独揽，很多人心里是不服的。不但“第三势力”心怀不满，“第二势力”暗中较劲，就连“第一势力”中的某些人（比如魏延）也有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代行君权”的诸葛亮，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实行“法治”。惟有“依法治国”，而且做到公开、公正、公平，才能摆平三大势力的关系，安定人心，巩固政权。所以，就连诸葛亮的依法治蜀，也不单是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诸葛亮为什么要处死马谡，为什么要自贬三等，为什么会在这样做了以后痛哭流涕了。他这是“壮士断腕”啊！事实上，马谡被杀，事在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距离建兴九年（公元231年）李严被废只有三年。而且，大约也就在一年前，即建兴五年（公元227年），李严已经向诸葛亮叫板，要求划出五郡，建立巴州，让他当刺史。可以猜测，此时诸葛亮当已考虑如何解决李严问题了。诸葛亮是主张并实施依法治国的。对于李严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就更不能使用非法手段，只能绳之以法。这就要求执法必须公平。为此，诸葛亮已经处置了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廖立，属于荆州集团；一个是来敏，属于东州集团。两个人的派别不同，问题却一样，那就是不满人事安排，挑起内部矛盾，破坏安定团结。结果是廖立被废，来敏罢官。这正是诸葛亮执法公平的表现。
不难想象，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马谡出了事，诸葛亮面临的是一个多大的难题，承受的是一种多大的压力！他很清楚，对马谡的处理如不能从重从快，就无法向国人交代，也无法继续依法治国。因为谁都知道，马谡是他诸葛亮的人。放过马谡，不但魏延、吴壹不服，廖立、来敏也会不服，李严等人则会更加肆无忌惮。为了顾全大局，诸葛亮只能拔出刀来，一刀砍向马谡，戮谡谢众；一刀砍向自己，自贬三等。马谡也深明大义，主动请求诸葛亮将自己正法以谢国人。这就不但是自断臂膀，而且是自伤心灵了。这是何等悲壮的行为，又是何等让人心痛的事情。我们恨不得与武侯同哭！
由此可见，诸葛亮的“挥泪斩马谡”，直接原因是马谡丢失街亭，根本原因则是蜀汉政权的内部斗争。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公开、公正、公平地依法治国，在他生前，蜀国总算是大体太平。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故于北伐军中。他的丧事都还没来得及办，同属于荆州集团的魏延和杨仪就刀兵相见，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魏延和杨仪的斗争又是怎么回事？魏延这个人，难道真如《三国演义》所说，是一个“反贼”吗？
请看下集：祸起萧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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