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昭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嘉禾元年（公元232年）十月，魏国辽东太守公孙渊向孙权上表称臣。孙权喜出望外，册封公孙渊为燕王。以丞相顾雍为首，满朝文武都认为公孙渊反复无常，十分靠不住，孙权却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张昭和他反复辩论，越吵越凶。孙权忍无可忍，按住佩刀对张昭说，我们吴国的士人，进宫拜朕，出宫拜君。朕对阁下的敬重礼遇，也算够可以的了！可是阁下总是不给朕面子，多次当着众人的面顶撞朕（数于众中折孤），朕确实担心自己克制不住会犯错误（孤尝恐失计）！张昭定睛细看（熟视）孙权，然后说，老臣也知道说了没用。为什么还要说呢？不就因为太后的遗嘱言犹在耳吗？那些话，可是太后驾崩前，把老臣叫到床边说的呀！说完，张昭“涕泣横流”。孙权把刀扔了，也哭起来，君臣二人哭作一团。
不过，孙权哭归哭，做归做，他还是在第二年正月派要员（太常张弥，执金吾许宴）率万人前往辽东。张昭气愤，从此“称疾不朝”。孙权也气愤，下令用土把张昭的家门封起来。张昭也不含糊，自己也在门内垒墙。张弥和许宴到了辽东，果然被杀，首级也被送往曹魏。孙权惭愧，多次派人向张昭表示歉意，张昭还是不出来。孙权没有办法，只好借外出的机会，亲自到张昭家门口去请，张昭还是不肯见面。孙权情急，下令放火。张昭反倒把门关得更紧。孙权无奈，只好又下令灭火，自己在门口等着。张昭的几个儿子知道不能再闹下去了，便把老爷子从床上扶起来，和孙权一起坐车回宫。回宫以后，孙权深刻检讨（深自克责），张昭才勉强同意参加朝会。请大家想想，这个时候，张昭已经是半退休状态了，还这么硬，如果当了丞相，那还得了？
这是孙权不希望张昭强势的原因。那么，他又为什么不希望丞相强势呢？
我认为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田余庆先生所说，孙吴政权必须“江东化”。孙权称帝的时候，上游统帅已经是江东士族（陆逊），需要“江东化”的是中枢文臣，尤其是首辅。但是，淮泗将领和流亡北士的力量还很大。朝议公推张昭为相，就反映了他们的固执要求。孙权退而求其次，只好使用孙邵过渡。过渡人物是不必也不能强势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原因也如田余庆先生所说，是孙权择相，原本就没打算让他们挑多重的担子，做多大的事情，能够用起来得心应手就好。说得好听，就是本非“以万机相期待”，说得难听，就是让他们做摆设。按照这个要求，张昭并不合适，孙邵和顾雍则合适。孙邵在丞相任内没有任何突出贡献，看来也是个阿弥陀佛的。说得好听就是沉着稳重，老成谋国，说得难听就是“高级花瓶”。顾雍倒不是“花瓶”，多少也是管点事的。但顾雍和张昭不同。第一，他很少主动建言。孙权不问，他就不说。第二，要说，也得当面说，绝不在背后乱说。《三国志·顾雍传》的说法，是“军国得失，行事可不（否），自非面见，口未尝言之”。第三，即便当面说，也寡言少语，心平气和。不像张昭那样，一说话就义形于色，慷慨激昂。有一次，张昭在朝会上痛陈时弊，认为法令太繁，刑罚偏重，估计很说了一些话。孙权默然，回过头来问顾雍：丞相以为如何？顾雍的回答只有一句：臣听到的意见，和张昭一样。
由此可见，顾雍实际上是把丞相当作顾问来做的，而且做得很到位，既没误事，又不惹祸。看来，顾雍很清楚孙权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丞相。什么样的呢？到位而不越位，帮忙而不添乱，有事做顾问，没事做摆设。顾雍把握了这个分寸，丞相也就一做十九年，赤乌六年（公元243年）在任上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接替顾雍担任丞相的，是六十二岁的“上大将军”陆逊。这事的意义一目了然，即田余庆先生所说的“江东化”。我们知道，陆逊和顾雍都出身江东士族。前面说过，江东“四大家族”，虞、魏、顾、陆。虞氏和魏氏在会稽，顾氏和陆氏在吴郡。吴郡也有“四大家族”，顾、陆、朱、张。顾雍即顾，陆逊即陆。既属于“吴郡四大家族”，又属于“江东四大家族”，家族背景十分显赫。孙权先以陆逊为统帅，顾雍为首辅，后来又以陆逊接替顾雍为相，正是其“江东化”的标志。
实际上陆逊正是孙吴政权“江东化”的标志性人物。因为陆逊不但属于江东和吴郡的“四大家族”，而且陆家和孙家还有过节。陆逊的“从祖父”（祖父的哥哥或弟弟）叫陆康，是东汉末年的庐江太守。据《后汉书·陆康传》，袁术在寿春时，因为没有军粮，便向陆康求援。陆康认为袁术是“叛逆”，不予理睬。袁术大怒，派孙策去打陆康。这场战争足足打了两年，最后城被攻破，七十岁的陆康也在一个月以后发病而死。当时追随陆康的陆氏宗族一百多人，也受尽苦难，差不多死了一半（遭罹饥厄，死者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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