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了不得，因为年轻人听进去了。五年以后，这句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也成了年轻人最喜欢的格言，到处出现，谁不说谁不够“品位”。就连小品节目中的人都会说，只不过被说成了“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或被改成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打的去吧”。
是啊，人生其实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要么走别人的路，那就只能让自己去说了。李泽厚不愿意让自己去说，他选择了走自己的路。
李泽厚是一个先行者，他走在了前面。
跟在后面的，是崛起的新一代。
四 意义
李泽厚的确具有一种先驱者的意义。
在1979到1989这十年间，李泽厚在学术界几乎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他总是在出版新著作，发表新见解，提出新问题，阐述新观点，甚至不断引进和创造新名词、新概念、新提法：异质同构、儒道互补、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主体性、积淀，等等，等等。其中有的虽非李泽厚所发明，却也多为李泽厚所倡导、传布。应该说，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引进西方现代学术新观念、新方法的倒也不乏其人，但能够“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做到“融会贯通”、“用人如己”的，还首推李泽厚。李泽厚有着过人的聪明。别人手中的兵器，到了他手里，就能玩出新花样来，而且用得出神入化、得心应手、举重若轻。比如他用“有意味的形式”来讲彩陶纹饰，就让人叹服。尽管他那个“有意味形式”，与原创者贝尔的说法并不是一回事。
李泽厚又是极为敏感的。他总是能把握住思想文化的历史脉搏，不失时机地把学术界的关注目光引向一个又一个新领域。八十年代后的“美学热”、“文化热”，便都与李泽厚有关。几乎可以说，李泽厚的目光扫向哪里，哪里就会热起来。于是，他就在这十年间中国思想文化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明显的足迹，甚至不少学说都打上了他的烙印。
现在再来讨论前面那些提法和论争的是非对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事实上，李泽厚的许多观点和提法，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普遍的认同。争议一直存在，而人们的认识则在前进。但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这并不重要。或者说，这很正常。马克思说过，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同样，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思想家并不一定非得别人同意他的观点，而只希望能够启迪智慧。
李泽厚的意义正在于此。
李泽厚是一个在学术界大多数人还一片茫然时筚路蓝缕的人。那时，学术界刚从十年动乱的重创下醒过神来。一些人心有余悸，许多人严重失语。不要说做学问，连话都不会说了。甚至在批判“四人帮”的时候，使用的也仍是“四人帮”的腔调。这是一种连“党八股”都称不上的话语模式，色厉内荏，外强中干，了无生气，乏味透顶。这种人人憎恶的文章套路之所以还能延续一段时间，除习惯使然和一些人胆小怕事外，也还因为大家不知道，如果不这样说话，又能怎样说。
开始时李泽厚也一样。他也写了诸如《实用主义的破烂货》（1979）一类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改弦易辙了。李泽厚1980年的文章便已让人耳目一新。甚至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便已是纯正的学术著作，全无八股腔调。同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亦然。不过两书均嫌太过“专门”和“学术”，其影响便不如《美的历程》。《美的历程》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和朦胧诗一起，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
如果说，朦胧诗让我们知道原来诗还可以这样写，甚至就该这么写）；那么，李泽厚则让我们明白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甚至就该这么做。比方说，讲哲学，并不一定要套上唯心、唯物之争；讲文艺，也不一定要套上现实、浪漫之别。然而在此之前，这种套路是被视为金科玉律的。结果就闹出很多哭笑不得的事情来。比如李贺，照理说只能算是“浪漫主义”的。又因为李贺的诗“鬼气”太重，便只好算作“消极浪漫主义”（李白则是“积极浪漫主义”）。后来毛泽东的意见发表了，他老人家喜欢李贺。这下子文学史家们就狼狈了。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消极”的东西呢？只好另找证据，证明李贺其实是“现实主义”诗人。那么李贺究竟是什么“主义”？什么都不是。中国文学史，根本就不能那么讲。李泽厚不这样讲，也就无此尴尬。这在当时，却不能不看作一个“重大突破”。
但李泽厚的意义还不仅于此。
就我个人而言，《美的历程》以及李泽厚的同期其他著作让我明白了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为什么要有学术研究，为什么要做学问？李泽厚的实践告诉我：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为了人生。也就是说，为人生而学术。因此，一个人文学者，就应该把学术研究和人生体验结合起来，把历史的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把做学问、写文章、出版著作变成自己生命的流程。《美的历程》就是这样做的。比如“苏轼的意义”一节，讲到苏东坡写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挂冠服江边”，却不过回家睡觉，并没有“拏舟长啸去矣”时，李泽厚说：“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脱人世这个大罗网。”如果没有人生的体验，这样精辟的话岂是说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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