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即便所有的人都挨整挨批，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被整得那么厉害，更并非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挨整。不整别人偏偏整你，就必定还有个人方面的原因。
建国初期即在政治运动中翻船倒台的中共高干，无非两种人。一种是确有罪行、错误或“政治问题”的，如刘青山、张子善，如高岗、饶漱石；另一种就是为了“完成任务”，而被拉出来凑数的了。当时毛泽东亲自督战，下令“限期展开斗争”，并具体下达“打老虎”的指标：各大军区、各大省、各大城市至少几百只，而上海的指标则是“上千只”。天晓得这些数字是怎么估算出来的！但没依据归没依据，该完成还得完成。因为你如果完不成这个数字，那你自己就是“大老虎”。
没法子，为完不成指标而苦恼狼狈不堪的上海市委，只好提出“思想老虎”的崭新概念。这下子“打虎工作”就容易开展了，反正定“思想罪”是不要证据的。所以，尽管所谓“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也尽管顾准既未贪污[相反还很廉洁]，又没浪费[相反还很节约]，更没有官僚主义[相反还十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仍然被当做“大老虎”打翻在地，因为可以很便当地说他思想上贪污、思想上浪费、思想上官僚主义么！
显然，这是不折不扣的“草菅人命”。事实上，没那么多“老虎”，又要完成指标，不草菅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即便凑数，也多少要有点“谱”。比如黎玉，是著名的“老运动员”，把他揪出来，无非是把“死老虎当活老虎打”。那时的当务之急是“抓大老虎”。黎玉官居市委委员兼市委秘书长。可以算是“大”：“历史上一贯犯有严重错误”，可以算是“虎”。把他揪出来，上上下下包括他自己也都无话可说，倒霉的黎玉也只好自认倒霉。又比如《解放日报》社长恽逸群，“将报社资金借给他人办企业”，算是有“贪污”嫌疑；市府副秘书长曹漫之，“用美国汽油清洗家中的油漆墙壁”，算是有“浪费”嫌疑；市总工会党组成员程公琪，“一贯家长式作风，影响干部团结”，算是“官僚主义严重”，马马虎虎好歹还算交代得过去[其实这几位都是深受党内外尊敬的优秀干部，且均已平反]。顾准有什么呢？既无“前科”，又无“现行”，既无“罪言”，又无“劣迹”，为什么要拉他出来凑数？更滑稽的是，顾准所受的处分，在市委的档案里，无案可查，无迹可寻，没有半张书面正式文件，当然也就没有半点“正当理由”了。草菅人命一至于此，也实在太离谱了一点。
事出有因。一种猜测是：某些方面对顾准很有意见，早就想干掉他，这一回不过有了机会而已[《顾准全传》作者高建国即持这种观点]。这是有道理的，我们现在已无从得知这“某些方面”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来头这么大，又这么强硬，连陈毅也不得不勉强同意他们的意见。但要说顾准早就被人盯住，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完全可能。
顾准实在太“扎眼”。
顾准的惹人注目甚至招人嫉恨是显然的。少年得志，此其一；树大招风，此其二；才气逼人，此其三。顾准实在太聪明了。当会汁，他能一边双手“打飞归”[两只手在两只算盘上同时计算]，一边和人闲聊天；当局长，他能在主席台上一边主持会议，一边写年度总结报告，同时对别人的发言做摘记，亲眼目睹的干部都惊呼“顾局长大约有三个大脑”！唯其思路敏捷聪颖，才能在建国初期的大上海身兼数职，也才能在无论是当学徒、当教员、当领导、当学者时，都先人一步高人一筹。
有才气的人多半都有傲气。顾准的“不服管”在上海、华东乃至中央，都是出了名挂了号的。这个世界上似乎没有他不敢顶撞的人。他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资产重估，上级部门严厉申斥，被他顶了回去，而且出言不逊，语带讥讽；他参加中苏联合考察，苏联专家蛮横霸道，也被他顶了回去，而且语气强硬，毫不恭顺。他甚至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反右斗争”讽刺挖苦，颇有微词，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什么“现在老和尚要认一下错，也不可能了”。这就不但是“反党”[顶撞上级部门]、“反苏”[顶撞苏联专家]，而且是“反毛”了。因为1957年5月初，毛泽东在动员“大鸣大放”时曾幽默地说过：现在大家对小和尚意见多，也可以对大和尚提意见么！如此“三反”[反党、反苏、反毛]，难怪康生看了他的材料后，当众恶狠狠地骂道：“顾准这种人不是右派，谁是右派？！”
顾准的这些言行，原本出以公心和良知，也是维护党的威望和领导。但在他人看来，即便不是“反党”，至少也是“狂妄自大，目无领导”。顾准的“狂妄”同样也是出了名挂了号的。早在30年代，胡乔木便对三联书店创始人之一、上海救国会副总干事徐雪寒说：“你同顾准说话时要当心！这个同志很有能力，但也有些自傲。他会掂量你的斤两。如果你没有水平，他会看不起你的。”徐雪寒说：“我不把自己当做党的领导，只做一个党的联络员，总行了吧？”结果，徐雪寒和顾准谈得很好，而且成了很好的朋友。1995年春召开的“顾准八十诞辰纪念会”，就是徐雪寒和顾准的另一位老友骆耕漠联合倡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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