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说第一条。但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大约都知道，所谓“劳教”是怎么回事。那是不需要“证据”，也不需要“审判”，更没有“律师辩护”，就可以随便执行的。其中有多少“冤假错案”，恐怕只有天知道！我自己认识的人当中，就有不少人曾经遭此“不白之冤”。相信李辉先生手中，也不乏此类案例。既然如此，李辉先生在公布这一“史实”的时候，就应该对案情做深入的调查，看看是真是假，有无冤屈。哪怕就是装装样子，也让人服气吧？然而他不。李辉先生的做法是：一方面公布文怀沙当年的“劳教号码”，以示“确凿无疑”；另方面又对“原本劳教一年，实际关押一十八年”的事实置若罔闻，不予深究。这就未免太不厚道，几乎是要“置人于死地”了。李辉先生如此作为，难道还不算“飙车”吗？
二，文怀沙先生该不该“被撞”？
我认为不该。没错，文先生的情况跟杭州飙车案的遇难者谭卓不同。谭卓完全是无辜的。文怀沙呢？好像有点“咎由自取”。比方说，没有坚辞“大师”头衔，甚至“半推半就”。这就相对于“不走斑马线”，或者“故意闯红灯”了。但是，行人没走斑马线，或者闯了红灯，就活该被超速的车辆撞死吗？然而李辉先生一见文怀沙“不走斑马线”，就浑身气都不打一处来，非得“飙车”冲将上去不可，这又怎么说呢？是的，文老的“三字真言”和“四部文明”，确实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文化成果”；作为“公众人物”，老先生也应该自律，应该带头“走斑马线”，以免产生“不良影响”。不过这也只能规劝，顶多也就是批评，没有因此就揭人老底，非得“穷追不舍”的道理。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予以澄清。有人说，李辉是在“打假”，因此应该肯定、支持。我看这话未免含糊。我的观点是：李辉的“打假”可以肯定，但不能“全盘肯定”。因为“打假”也要有规矩，有道理，有尺度，不能说只要是“打假”，就天然有理、总是有理，就“墨索里尼”了。文怀沙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李辉先生坚定地说“不是”，我也认为不是，还认为没人是。但是，这顶“高帽子”，是文老先生自己用纸糊了，再戴在头顶上的吗？也不是，是别人在给他“加冕”。那么请问，你要“打假”，是该打“戴帽子”的呢，还是该打“扣帽子”和“做帽子”的呢？不言而喻吧！
其实，就连“扣帽子”和“做帽子”的，也要区别对待。这里面，有的是幼稚无知，有的是跟着起哄，还有的是给人戴高帽子戴惯了，甚至只是客气话。试想，如果诸如此类都要追究，岂非“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所以我认为，只有那些故意造假、欺世盗名、骗财骗色的，才应该打击。至于“胁从”，则可以“不问”。但可以做三点补充。一，文化人要自觉，不要别人送你什么“高帽子”，你就欣然接受，乐呵呵地戴在头顶上。告诉你，那叫“沐猴而冠”，只能留下笑柄。如果别人只是客气话，你却当了真，那好，结果必然是人家“当面叫大师，背后骂傻×”。二，媒体不要起哄。李辉先生的文章发表后，有媒体大惊小怪地说，原来文怀沙不是公认的大师，我听了暗中好笑。哈哈哈，这年头，哪有什么“公认的”大师？所有的“大师”，都是“私认”的。三，我们自己，也要痛改吹吹拍拍的不良习气，不要动不动就给别人戴高帽子。作为受旧传统影响颇深之人，我深知自己也未能免俗。因此，我在这里先向李辉先生鞠躬，感谢他的打假；再向公众鞠躬，为自己先前可能有的不当言论道歉！
当然，在此案中，文怀沙先生不好说就是“胁从”。对于“伪大师”一案，我同意何三畏先生的观点，文怀老应负一半责任。毕竟，他的“没有坚辞”和“半推半就”，给人的感觉就像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出来混，是要还的，文老得埋这个单。问题是，李辉先生要打假，把这件“假皇袍”扒下来就是，为什么还要把人家的内衣如何如何，也展览出来呢？更何况文老先生并没有像某些人那样，摆出一副“我就是大师”的无耻嘴脸，或者“老子就不走斑马线”的蛮横架势，怎么就非得把人往死里整呢？
三，谁有资格充当“文化判官”，清理“文化门户”？
我的观点是：谁都没有。《圣经》说，曾经有一群法利赛人去找耶稣，问他该不该用石头将一个“淫妇”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死她。结果，那些法利赛人一个个都放下石头，退了出去。是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或如文怀沙先生所言，谁没有年轻过？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错误？如果都要“深挖细找”，岂非“人人自危”？再说了，你今天能揪“文怀沙”，明天就能揪“武怀沙”。如此这般，何时是了？
因此，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权力，可以自命为“道德警察”或者“道德检察官”，包括那些自以为道德高尚的人，也包括实际上道德高尚的人。因为真正的道德，一定是平等的。真正的道德，也一定是律己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反感某个人，可以看不惯、瞧不起，这是你的权利。但是，你不能因此而产生“道德霸气”，更没有权力在公共空间动用“道德私刑”。要知道，那可是“闹市区”。闹市区不是不能开车，但必须遵守交通规则。同样，在公共平台上发表意见，也要遵守人类文明的共同约定。比方说，不能“在公共空间追查他人的隐私道德，无论是似是而非的或是真实确凿的追查”（请参看何三畏文）。违反了这个规定，突破了这条底线，就是“道德飙车”；而“飙车”，无论哪一种，都可能会死人的。
事实上，李辉先生这一回的“飙车”，之所以“飙”得理直气壮，就因为他的心中充满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能让文怀沙认为神州无人；不能让世人认为媒体中的人都失去了良知；不能让后人笑话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都失去了道德标准和勇气”。
如此“大义凛然”，确实令人敬佩，却也让人不寒而栗。因此很想对李辉先生说几句。先生的人品，我很敬重。先生的口碑，也一直很好。由是之故，奉劝先生听取何三畏的意见：“对自己备加小心”。因为凡事都有一个“度”。过度，就会走向反面。过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正义感，会造成一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有了这种“优越感”，很容易就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圣斗士”。一旦看作“圣斗士”，又很容易变成“卫道士”。以我读书不多的经验，历史上的“卫道士”，恐怕十有八九不是“杀人犯”，便是“伪君子”。所谓“拿起笔，做刀枪”，除非是面对强权，否则未必是什么好事。对待历史问题，我赞成俞飞先生的观点，那就是“既要有大智慧，更要有大慈悲”（2009年4月9日《南方周末》第31版），诚望先生采纳，并好自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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