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做研究的人也没有一个不传播。否则，他的论文为什么要发表，他的著作为什么要出版？显然，没有传播不传播的问题，只有向谁传播、怎样传播和在什么范围传播之别。一般学者是向小众传播，向同行传播，用论文著作在学术界传播；《百家讲坛》则是向大众传播，向外行传播，用电视媒体在全社会传播。这才是区别所在。
于是我们便又有了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对象、方式、范围的传播，有必要吗？
四 学术为什么要向大众传播
这就要说到根本上了。这个“根本”，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学术，尤其是要有文史哲这样“百无一用”的学术？
我的回答是：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这三门学问，通常被称之为“人文学科”。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叫“人文关怀”。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呢？因为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要能够存活就行了，人却还要活得幸福，活得像个人样。这就要有专门的学问和学科，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所谓“人文学科”，就是用来干这个的。
这样一说，也就清楚了。人文学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这里说的“人”，包括不包括现在就活着的人，包括不包括我们的人民大众呢？不会有人说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这个学科的研究，是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们这些现在就活着的人民大众，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该不该告诉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会有人说不该吧？既然应该，那么，不传播，不向大众传播，行吗？不行吧？
所以，“学术”一词，必须包括两个内容：研究与传播。所谓“学者”，也应该包括两种人：研究者与传播者。当然，这里可以有一个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传播。也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点，做传播的人少一点。他们甚至还可以交叉，重叠，比如做研究的也做传播，做传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时间做研究，一段时间做传播，就像“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一样。至于那比例是三七开、四六开、二八开，倒无所谓。反正不能没有研究，也不能没有传播。以研究压传播，认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学者，做传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册，不但违背学术的初衷，而且简直就“没有良心”。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除了极少数“民间学者”外，我们大多数的学者、教授、研究员，都是靠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过日子、做研究的。这些工资、津贴和课题费，说起来是国家给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也就是说，我们是靠人民大众养活的。且不说还有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商店营业员等等许许多多的人，在为我们提供各种服务和保障。那么，我们这个“学术界”，该不该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来为他们提供服务，作为我们对社会、对人民的回报？应该吧？既然应该，那么，当有人出来这样做的时候，你不支持倒也罢了，还要说人家不该做，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风言风语，冷嘲热讽，请问有良心吗？
良心告诉我们：学术必须向大众传播！
学术也告诉我们：它需要向大众传播！
要传播，就要有渠道，有平台。《百家讲坛》就是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是干什么的？对接。谁和谁对接？传统与现代、学者与大众、学术与传媒。这就是我说的“三个对接”。既然是“对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为对接的平台，《百家讲坛》不能没有学术性，又不能只有学术性；不能不看收视率，又不能只看收视率。这就好比一个接头，要把圆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来，它自己就得不圆不方，又圆又方，一头圆一头方。这种“不三不四，非驴非马”，恰恰正是“中间地带”的特点。
现在可以回答前面那个问题了：《百家讲坛》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档“有一定学术含量”的“教育文化类”电视节目。它的任务，是向广大人民群众（包括非本专业的高级知识分子）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文化。由于它传播的是知识、思想、文化，因此原则上必须由学者担任主讲人；由于它的任务是传播，因此必须遵循传播规律。
也就是说，主讲人必须懂传播。
这就给这个栏目的编导、策划、制片人出了一个大难题。由于众所周知的种种原因，我国的学者大多不懂传播，而懂传播的又多半不是学者。有学问的不会说，会说的没学问，既有学问也会说的又未必适合上电视，就算适合他还不一定肯来，就算来了那么一两个又不够用。《百家讲坛》是一个日播节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说，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学问又懂传播还能上电视的主讲人。这可上哪儿找去？
也只有一个办法：修理。
这就有了前面说的那个“痛并快乐着”的过程。其实，并非所有主讲人都像马瑞芳老师那样“先苦后乐”，也有“一痛到底”的，还有终于“无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谓“魔鬼的床”，并非一两个人的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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