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官场引子平阳不是洪洞县-这就很有些悲剧性，也很有些深刻性了。
悲剧为什么就深刻呢？因为真正的悲剧不是“美的毁灭”，就是“善的冲突”。说得白一点，就是好人受磨难、犯错误、闹矛盾。这就可悲。好人怎么该受磨难，又怎么会犯错误和闹矛盾呢？想不通！想不通就要想，就要思考，而一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就有可能被发现出来。悲剧之所以能发人深思，道理就在这里。
周梅森的小说《中国制造》就是这样一个讲“好人受磨难犯错误”（当然也讲他们克服困难纠正错误）因而带有悲剧性的“官场故事”，高长河他们则是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在这个故事里，坏人整好人也有，但更多的还是好人与好人过不去，或者善与善不能兼容。而且，也不是个别好人受磨难、犯错误、闹矛盾，而是大家多少都有份。这就不是哪个人的问题了。因此，这个故事，就既有悲剧性，又有现实性。有现实性，就值得关注；有悲剧性，就发人深思。本来，“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当不得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当作一个真实的案例，来讨论一些现实的话题。
这个话题就是官场。
一艰难的任命--平阳这个虚拟的地名使我们想起一句话：虎落平阳。
我不知道高长河会不会有这种想法。
人在官场一艰难的任命--想当时高长河一定会有许多苦闷和烦恼，因为他这个市委书记当得并不顺心顺手。高长河是很乐于接受这个任命，也是很看重看好这个任命的。他原本是省委的副秘书长。这个官，级别不低，事情不少，权力不大，麻烦不小，用省委书记刘华波的话来说，就是“省委的大管家”，是“省委的嘴，省委的腿”。其职责是“对外代表省委，对内搞好服务”，因此“嘴不能乱说，腿不能乱跑”，连文章也不能乱写，基本上是个“打杂听喝的”，所以高长河很愿意“外放”到一个地级市去当市委书记。虽说是从“省里面”到了“地方上”，却是从“打杂的”变成了“主事的”，从“跟班的”变成了“一把手”。宁为鸡首，不为牛足，这道理谁不明白？高长河他识好歹。
高长河也知斤两。这个平阳，不是一般的地级市，而是全省名列第一的经济大市，九百万人口，一万七千平方公里土地，下属每个县市的产值都超过边远地区一个省。作为改革开放后新崛起的一座重要中心城市，连中央都对它十分关注，在全省一盘棋上更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省委在考虑任命时，几经反复，慎之又慎；高长河在接任时，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两次在会上说到，平阳在省委和老书记姜超林的领导下搞得那么好，我高长河何德何能，伸手就摘了这么个大桃子？这话虽然被省委书记刘华波和市委老书记姜超林笑呵呵地“驳斥”了（摘桃子之类的话毕竟不中听，也不大符合组织原则），但谁都看得出，高长河并不只是“捞了个肥缺”，也是“接了副重担”。他只能进，不能退，只能成，不能败，必须带领一班人，跨越世纪，再上一个台阶。然而“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又是谈何容易！谁不知道超越冠军刷新纪录意味着什么！高长河他不敢掉以轻心。
高长河还很清醒。他知道权力的交接不会一帆风顺。平阳是不一般的，也是不容易的，二十年工夫，经济就从全省第三、第四的位置，一举上升到第一，而且连续五年第一，超过了省城。这是很牛的。平阳的干部，当然也很牛。尤其是姜超林，德高望重，功勋卓著，被省委书记刘华波誉为“党的英雄，民族英雄”，在平阳苦心经营了十年，六县市和各部委局办都是他的人马。高长河呢？却是省委副书记马万里提名任命的。而马万里副书记，又历来与姜超林心存芥蒂。就算高长河与姜超林都按照党性原则来办事，这次的权力交接，只怕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可能平平稳稳，一帆风顺。果不其然，高长河还没到任，甚至还不知道自己的任命，告状的就来了，简直就是山雨未来而风已满楼。何况马万里副书记还明确向他下达了查案子的任务--就在省委决定平阳班子的时候，纪委收到了来自平阳的匿名汇款十四万元，据说是一位共产党员和县处级干部上交给组织的“不该得的钱”。带着案子上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平阳这个“桃子”不好摘，市委书记这碗饭也不好吃，弄不好真会“吃不了兜着走”。高长河他心里有数。
高长河又是有准备和有条件的。他是省委重点培养的跨世纪干部，担任省委副秘书长之前当过省城市委副书记，也在基层干过，不是吃机关饭长大的。他又读过研究生，对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都有研究，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发表过论文，与那些从基层农村一步步干上来的干部也不相同。可以说，他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既会唱革命歌曲又会唱流行歌曲的一代新人，而且一直在为主政一方做准备。更重要的是，他还是有背景的。他的岳父梁清平，是前任省委副书记，也是平阳的老书记。姜超林就是梁清平一手提拔起来的。所以，高长河来头不小。即便真的落了平阳，也是一只气吞万里的下山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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