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孔子的药方。
孔子能为有病的社会开出药方吗？很多人认为能。孔子自己这么认为，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也这么认为。有一次，孔子路过卫国边境上一个叫做“仪”的小城。小城有个小官，叫“仪封人”。封，就是封土植树。封建时代，国与国之间的边境线，要挖沟，封上土，再种上树。仪封人，就是管仪城这些树的，也就是管仪城边境线的。此人也是个追星族。但凡路过仪城的名人，他都要见，因此也要见孔子。见了以后，佩服得五体投地，对孔子的学生们说：诸位不要因为一时半会做不到官，就有失落感吧（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已经很久了，老天爷正要让你们的老师当木铎呢（《论语·八佾》）！木铎，就是带木舌的金属铃铛。古代公家有事，要摇这铃铛；使者出行，也要摇这铃铛。所谓“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也就是要孔子代天立言、替天行道了。
既然如此，孔子也就不能不拿出他的药方来。当然，这个药方，也只是他自认为找到了，当时并不管用。但是，这个当时并不管用的药方，后世却有人认为管用。直到现在，也有人认为有用，还主张拿来治现在的社会病。
那么，孔子的药方是什么呢？
也只有一个字：仁。
什么是“仁”？简单地说，就是“爱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樊迟的回答。樊迟，前面说过，就是因为要学农，而被孔子骂作“小人”的那个。孔门弟子三千，被宣布为可以挨揍的有一个，挨骂的有三个。可以挨揍的是冉有，原因在本节的最后部分会说。挨骂的三个，是子路、宰予、樊迟。其中，子路挨骂最多，宰予最惨，樊迟也因为问题不靠谱挨了一次骂。其实樊迟在《论语》中出现六次。其余五次，一次问孝，一次问修行，三次问仁。问仁的三次，两次同时问知，都很靠谱。问修行的一次，还被孔子表扬为“善哉问”（《论语·颜渊》）。可见樊迟也是好学生。
樊迟向孔子问仁，孔子怎么说？樊迟问了三次，孔子有三种回答。这也不奇怪。孔子的学生问仁，往往是问“怎样才能做到仁”。孔子回答的，也都是这个问题。不同的时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情况，所以孔子的回答也不同，不能拿它们当定义。
比较接近于定义的，就是“爱人”。我们来看孔子怎么说。据《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孔子说“爱人”；又问知（智），孔子说“知人”。樊迟不明白（樊迟未达）。孔子就又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枉，就是弯曲；直，就是平直；举，就是拿、把、将；错，就是措，也就是放置、安放、安排；诸，就是之于，也就是“它在”。所以，这句话直译过来就是：把平直的放在弯曲的上面，就能使弯曲的变成平直的。
这话没头没脑，不要说我们听了不明白，就是樊迟听了，也是一头雾水。但是樊迟不敢再问，只好退出来问自己的同学子夏。子夏悟性好呀！他能从美人的笑容和眼睛（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想到“礼”，大受孔子表扬（请参看本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樊迟要请教子夏。子夏怎么说呢？子夏说，哎呀，老师的话，内容太丰富了，太深刻了（富哉言乎）！想当年，舜帝和汤王，在千百万人当中搞海选，选出最有仁德的皋陶和伊尹，那些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嘛（不仁者远矣）！
按照子夏的这个说法，所谓“举直错诸枉”，就是“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安排在邪恶的人之上”。后世许多学者，就是这样翻译的。但这有问题，因为孔子后面还有话，即“能使枉者直”。这话按照前面的理解，就应该翻译为“能够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而不是“邪恶的人就都跑掉了”。事实上，舜帝和汤王选贤任能的结果，也只是“不仁者远矣”。那些“不仁者”改邪归正，变仁变直了没有？好像没有。这就不能算是“能使枉者直”。所以，子夏的解释，也只是他自己的理解，未必是孔子的原意。
其实依我看，这事也不可太拘泥，认死理。也就是说，我们不必一定按照子夏的说法，把“枉”认定为邪恶的人，把“直”认定为正直的人，也可以做更宽泛的理解，解释为“错误”和“正确”，或者“错的”和“对的”。如此，则孔子的话就可以这样翻译：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就可以改正错误（能使枉者直）。
这就是开药方了。实际上类似的话，孔子还在别处说过。据《论语·为政》，鲁哀公曾经向孔子问政。鲁哀公是在公元前494年，即孔子五十八岁那年即位的。当时孔子正在卫国做官。哀公问政，应该是公元前484年孔子回国以后。哀公问怎样才能让人民服从（何为则民服），孔子的回答，是“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句话按照我的理解，就可以翻译为：用正确的替代错误的（举直错诸枉），民众就心悦诚服；用错误的替代正确的（举枉错诸直），民众就不会服从，或者口服心不服。这岂非开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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