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又去见楚王。墨子说，如今有一个人，自己家里有豪华轿车，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车子；自己家里有绫罗绸缎，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破衣服；自己家里有美味佳肴，却想去偷邻居家的米糠酒糟；请问这是什么人？楚王说，这人有“盗窃病”！墨子说，现在楚国应有尽有，宋国贫穷弱小，你们却要去抢人家，与那个有“盗窃病”的人有什么两样？这可是既违背正义又得不偿失啊！楚王也没有话说。
但是楚王和公输盘都不想放弃，于是墨子只好和公输盘虚拟过招。公输盘演示攻城（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演示防守（九拒之）。这样九个或若干回合之后（此处的“九”解释为九次或多次都对），公输盘黔驴技穷，墨子绰绰有余。于是公输盘说，我自有办法对付先生，但是我不说出来。墨子说，我知道先生打算怎样对付我，我也不说。楚王奇怪，问墨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墨子说，公输盘的办法，无非是杀了臣下。杀了臣，宋国就可以攻打了。可惜臣的弟子禽滑釐（滑音骨）等三百人，已经掌握了臣的方法，带了臣的器械，守在宋城之上，单等楚军来进攻。楚王一听，只好放弃攻打宋国。
这实在是侠义！前面说过，墨子并不一定是宋国人。楚国准备伐宋的时候，他不在宋国，宋国也没有请他帮忙。而且，墨子帮宋国解除危险之后，在回国的路上经过宋城，宋人还不让他进城避雨。可见墨子与宋国，并没有利害关系。然而他一听到消息，便“行十天十夜而至于郢”。这固然是要实践他“兼爱”和“非攻”的思想，但那挺身而出、专打不平、救人苦难的气概，岂非“侠气”？也许，正因为是侠义，那公输盘据说也被感动。据《墨子·鲁问》，公输盘对墨子说：鄙人认识先生之前，一心一意只想得到宋国。现在，如果取之不义，给我也不要。墨子说，你这其实就是得到宋国了。只要先生继续行义，墨翟还要把天下都送给先生（翟又将予子天下）。
孟子的“仗义”，也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据《孟子·梁惠王下》，有一次邹国和鲁国发生冲突，邹国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邹国的老百姓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这事不好处理。杀了这些老百姓吧，杀不完；不杀吧，统治者又咽不下这口气。邹穆公左右为难，就问孟子应该怎么办。孟子说，活该！谁让他们平时对老百姓不好！咱们邹国闹饥荒的时候，老百姓年老体弱的弃尸荒野，年轻力壮的四处逃难。当时，君上的粮仓里堆满了粮食，国库里堆满了财宝。可是君上手下的那些官吏，一个都不来报告灾情。这难道不是见死不救？曾子早就说了，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你（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这下子老百姓可逮住报复的机会了（民今而后得反之也）！这些话，孟子就这么当着“君”的面说，一点都不含糊，岂非仗义执言？
孟子和墨子都行侠仗义，也都反战爱民。《墨子》一书，有《非攻》上中下三篇，简直就是历史上最早的《反战宣言》。墨子说，有一个人，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损人利己。如果偷鸡摸狗，罚得又更重，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重。因此，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又该多少重罪？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歌颂他们，说他们是英雄（从而誉之谓之义），岂非咄咄怪事？
同样的话，孟子也说过，而且回答了墨子的问题──侵略者该判什么罪。孟子说，该判最重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杀一无罪之人尚且不仁，何况是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杀人，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死刑都不能赎他们的罪（罪不容于死）！所以，好战分子、战争狂人应该判处极刑，这就叫“善战者服上刑”（同上）。大家看看，这像不像墨子？
孟子和墨子一样反战，他们也一样爱民。墨子的爱民是众所周知、毋庸置疑的。他的一生，就是在为人民的幸福奔走呼号。孟子其实也一样。在他看来，好的政治绝不能让人民受苦受难。人民苦不堪言的，则一定是坏的政治。据《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曾经问梁惠王：用棍子杀人和用刀子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有区别。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也没有。孟子说，现在，大王的厨房里有肥肉，马厩里有骏马，老百姓却是脸上有菜色，田里有尸体（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这是什么？是率领野兽来吃人（此率兽而食人）！兽类相残，人类尚且厌恶；主持国家政治，却率领野兽来吃人，又有什么资格“为民父母”？大家看看，这又像不像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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