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这是墨家思想最大的败笔。而墨子有此败笔，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武士的代表。他的学派，也有一种“准军事组织”的性质，张荫麟先生称之为“武士的行会”（《中国史纲》）。这样的团体，最讲究的就是令行禁止，绝对服从。事实上，在墨家全盛之时，他们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那时，所有的“墨者”，都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最高领袖──“巨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们的组织内部，甚至可以动用私刑，处决违法乱纪的人（请参看本书第六章第二节）。这也是墨家与诸家的一大区别：墨家学派有如国家，师生之间有如君臣。儒家学派有如家庭，师生之间有如父子。至于道家和法家，则是连组织都没有的。这，又谁是谁非呢？
可惜现在我们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因为就在儒墨两家争执不下的时候，另一种声音也在中华大地上响起。这种声音认为，什么“仁爱还是兼爱”，什么“君权还是民权”，什么“改良还是革命”，都没有意义。解决社会问题，不是靠做，而是不做；不是要考虑做什么和怎么做，而是要考虑不做什么和怎么不做。也就是说，顺其自然，或者无为而治。以火救火固然不对，以水救火也不行。前者（仁爱）是扬汤止沸，后者（兼爱）是杯水车薪。正确的方案是什么呢？釜底抽薪。
我们知道，发出这个声音的是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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