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是宿命论，为什么还要讲“天命”呢？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知道，人类的实践能力是有限的，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事事成功。何况孔子他们要做的事情，原本就是不大可能成功的。这就需要解释，也需要安慰，还需要有个说法。怎么解释？怎么安慰？什么说法？在当时的条件下，恐怕也只有归于“天命”。因此“听天由命”云云，说到底，不过主张“随遇而安”。其实到了“随遇而安”的境界，也就无所谓命不命的了。怕的是“遇而不安”，这才要讲“天命”：命里有，不拒绝；命里没，不在乎。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怎么能说是宿命论呢？
正因为孔子的“天命论”不是“宿命论”，这才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也就是明明知道不可能成功，还是要做。为什么做？不求如愿，但求心安。显然，在孔子看来，事情有两种。一种是应该的，一种是可能的。应该做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应该做又可能成功的，一种是应该做却未必成功的。对于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来说，只能选择“应该不应该”，不能考虑“成功不成功”。成功不成功的问题，交给“天”。墨子则认为，既然要做事，那就一定要成功。不成功，做它干什么？那么，不能成功怎么办？请鬼神帮忙，交给“鬼”。这就是儒墨两家的三大分歧之一：天命还是鬼神。第二章第五节没能展开说，这里做个补充。
于是我们看到了儒、墨、道三家的异同之处：第一，道家讲天道，墨家信鬼神，他们都不讲天命；儒家则讲人道，信天命，不信鬼神。第二，道家（准确地说是庄子）无为而无求，儒家有为而无求，墨家有为而有求。第三，道家无求而同于道，儒家无求而得于德，墨家有求而求于鬼。所以，儒道可以互补，儒墨就难。其实后世对墨家表示了同情的，不是儒家，也不是道家，反倒是法家。法家是儒、墨、道三家的继承者，也是他们的批判者，还是新学说的主张者。法家对于三家，是都有继承，也都有批判的。
那么，法家继承了什么，批判了什么，又主张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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