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头疼的是，他很想处理好方方面面的关系，结果是方方面面好像都讨不了好。姜超林和孙亚东长期不和，却都对他有意见；刘华波和马万里关系微妙，却都对他不满意。下面闹情绪，省委又有看法，他这只“下山的老虎”，一不小心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
也许，是不该“下山”的。
是啊，如果高长河仍然在省委当副秘书长，那么，他虽然也会有麻烦，麻烦却不会这么大。因为副秘书长和市委书记虽然都是“官”，却性质不同。秘书长是“事务官”，市委书记则是“政务官”。事务官虽然也在官场，却处于权力的边缘。他只要安分守己，不搅和到官场的是非中去，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一般不会有太大的麻烦，至少不会成为众矢之的。政务官却处于权力的中心，一把手更是众目睽睽。众目睽睽又怎么样呢？不是成为众望所归，就是成为众矢之的。但，是成为众望所归，还是成为众矢之的，却并不完全由得了自己。相反，受到上下左右四面八方的制约，则是一定的。所以，如果你是从中心之外突如其来进人这个中心的，这个中心又原本矛盾重重，那么，你就很可能会因你的到来而使这个政治中心变成台风中心，你自己也就难免会有虎落平阳之感。
显然，虎落平阳，就是人在官场。
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二、有理没处说
也许，把高长河的处境称为“虎落平阳”并不合适。因为并没有谁谁谁欺负他。就算有人欺吧，“欺”他的也是好人，是他的同志和战友。
但他的身不由己，则是确确实实的。
高长河碰的钉子确实不少：兼并平轧厂，文春明不干；调动孙亚东，刘华波不准；起用田立业，姜超林坚决反对；缓查何卓孝，孙亚东不依不饶。如果这些人都是贪官污吏卑鄙小人，是在以权谋私，或是搞阴谋诡计，事情也就简单得多。可惜不是。事实上这些同志都是好同志。他们的想法都是出以公心，他们的态度也都正大光明，因此他们说起话来也就理直气壮：平轧厂十二个亿投进去了，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别人兼并，如何向历史交代？田立业是个“甩子，' ，说话着三不着两，做事顾前不顾后，让他到一个党政两套班子统统烂掉的“腐败县”去当一把手，如何让人放心？何卓孝虚报医疗费三万九，已触犯刑律，涉嫌犯罪，怎么就不能查处？孙亚东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是铁骨铮铮的反腐败之剑，又怎么能调走？他们都有道理。
就连李馨香也有道理：平轧厂这种在计划经济旧体制下因为投资主体不明、责权不清和条块矛盾造成的失误很有典型意义，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必须有选择地公开报道。
于是高长河就成了没道理的人。因为按照我们长期以来养成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判断标准，一方有理，另一方就没道理；一方正确，另一方就不正确；一方道德，另一方就不道德。刘华波、姜超林、文春明、孙亚东他们既然都有道理，没道理的就只能是高长河。而且，由于这些不同意见都是出以公心，便天然地带有道德的光环。高长河如果不接受，就不仅是虚心不虚心的问题，甚至有可能是道德不道德的问题了。
问题在于高长河又是有道理的：平轧厂已经走投无路了，只有让别人兼并才能起死回生，哪里还能再拖下去，总不能“光要脸面，不顾屁股”吧？田立业其实德才兼备，既有思想又有能力，怎么就不能重用？平轧厂厂长何卓孝正在和兼并方谈判，十二个亿的投资总比那三万九的医疗费事情大，缓一缓再查又有什么不可以？孙亚东只顾自己的工作，不顾平阳的大局，调走他又怎么不行？至于平轧厂的问题，错综复杂，千头万绪，哪里能说报道就报道？至少是，他们现在已经在着手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解决问题了。等事情有了转机时再来谈教划11 ，不是更好吗？
但高长河却没法坚持自己的道理。或者说，他可以讲理，却不能硬来。可是，讲理要能讲得通。这就要有时间，要有机会，要有氛围。高长河面对的，都是既有原则又有个性的领导千部，再加一个新华社来的“无冕之王”。要他们转弯子，只能慢慢来。加上他们要讨论的，又都是些敏感问题，很容易使讨论情绪化．因此必须事先营造氛围，这就要有机会。如果上帝能够给予高长河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来从容不迫地解决这些敏感问题，他的日子也许就要好过得多：可惜，时乎不待。迅速恶化的事件并不可能给高长河那么多机会，他必须也只能当机立断，正所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就拿烈山县两套班子集体腐败一案来说，就容不得他拖泥带水优柔寡断。因为一旦走漏风声，犯罪嫌疑人就有可能销赃毁账、灭口串供，给侦破和取证带来极大的困难，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所以，他当即召集文春明和孙亚东开会，作出立即对烈山县委书记耿子敬立案审查、派工作组进驻烈山调查取证、尽快查处烈山县委领导班子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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