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
呵呵,谁说儒家不讲逻辑?他们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当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来,治国面对的是现实问题,而现实问题是匈奴寇暴。御寇就得强兵,强兵就得富国,富国就得理财,理财就得务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国家需要的是脚踏实地的人。
这同样无法达成共识。
但,不管公理婆理,双方的着眼点都已不再仅限于经济政策。他们更关心的,是组织路线、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组织路线之争,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线之争,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线之争,在儒家和法家。
这才是盐铁会议的意义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过,如果把桑弘羊和汉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错特错了。桑弘羊是,汉武帝不是。当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实上,汉武帝是很难贴标签的。无论把他当作儒家还是法家,都是一叶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么,什么是汉武帝的真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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